□邵杰
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东方大都市的行列里屈指数来,很快便数到了故都临淄。
北方旷野,袒露着宽阔的胸膛,以无边的冷寂迎接我,我站在临淄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故城老墙下,聆听着它跳动的脉搏。
这片土地,是“钓翁之意不在鱼,而在于明主大业”的姜太公的原始封地。这位灭商兴周的首功之臣,摒弃了周制中的繁文缛节,以“开塞之术”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远见卓识,点开了这方辅秦之地的要穴,拉开了齐国故都800年长盛不衰的序幕,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人。
一国之君统帅一方土地,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和选择,而对这片土地的建设和治理,却体现着建设者和治理者的智慧,这些智慧的凝结和升华,就是这里的文明。
对临淄城的考古勘探证明,“故城四周很不规整,有的成直线,有的沿河岸筑成蜿蜒曲折的城墙”,而且它的城门、面积、形状与《周礼》所规定的原则很多地方相违背,完全是一座因利就势、不拘成规的建筑,并以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走向繁荣。这种改革创新、因俗简礼的作风,演化成为齐文化的底蕴和精髓,这样的水土、这样的人,注定了大谋略、大英雄、大基业的诞生。
紧跟着姜太公的脚步,又陆续走来了39位国君和大批闻名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齐桓公可谓肚子里能撑船跑马的一代英豪,管仲为阻止他回国继位,差点把他射死,他却不计较杀身之仇而重用管仲,并且三熏三沐,将管仲尊为仲父,给予高位,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怎么能不称霸于诸侯,蔚成泱泱大国之风呢?管仲辅佐桓公,运用轻重之权管理市场、调控物价、促进货物往来,进一步推行“来远人”、“致天下人”的开放路线,他以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还有一位,他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头脑却不简单,他出使楚国时,楚王千方百计地羞辱他,令人押一囚犯走过,并问所犯何罪,狱卒答:“齐国人,犯偷盗罪。”楚王故意问,是否齐国人好偷盗?他不慌不忙地说:“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以为枳,地不同而味相左,人在齐国为良民,来到楚国就变成了盗贼,难道楚国的水土促使百姓变成盗贼?”绝妙的机辩和嘲讽,让古今多少人叹服,这就是曾经事过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的晏婴,以清廉、直谏著称的贤相。当他的国君不听劝阻、因丑事而被杀,人们质问他为何不同死的时候,他义正辞严地说:“君为国家死,则臣子应随之同死；君为见不得人的私利死亡,我决不做毫无意义的牺牲。”这种死国不死君的练达和勇气,是对历代臣子愚忠观念的挑战与莫大的讽刺!
从临淄成长起来,走出去成为一代兵家的孙武,他的《孙子兵法》在历史上至今无人与之匹敌；他的后人,土生土长的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在这里轻松地指挥上演了一场“围魏救赵”的千古好戏,他被命运九蒸九晒,揉搓摔打,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妒忌他、出卖他、残害他,使他面临濒死的境地,他曲折的人生所演绎的传奇,甚至盖过了军事上的成就……一个个人物,组成了齐国绮丽的历史篇章,也造就了绚烂的齐文化。
在几代明君贤臣的治理之下,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得到了空前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民安居乐业并创造了极高的文明,这一切,从《吕刑》、《六韬》、《齐孙子》、《考工记》、《齐风》这些律法、军事、经济、文学著作里,从临淄故城巧夺天工的排水口道设计中,从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1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余韵。
我们已无法看到“车毂击、人肩摩、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市足千金”、“钜于长安”的东方名都,只有静默在星罗棋布的150多座古墓前,遥想它昔日的辉煌。古城墙剖面的夯迹规则地排列着:一层、两层、三层……透过一层层的黄土,分明就是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里,学子文士们那些浑圆智慧的脑袋、涨红的面孔、互不相让的激烈言辞。这座回荡过大气与霸气的故城的脉象,仍然粗壮而蓬勃、热烈而深沉。
我常常思考:齐文化的生命如此长久,它的根蒂何在?大概就是崇尚革新、不守旧的文化本身闪耀着的自由和开拓的精神,所以它才是活的,它的脉搏才永远跳动。这片土地是深情厚重的,也只有这样古老厚重的身躯,只有这样坦荡的胸怀,才能承载下如此蓬勃、如此斑斓的文明。
如今,古老的齐地文明被封存在青草覆盖下的黄土里,封存在历史的记载里,但它是不死的,真正的辉煌正是这种思想、艺术的辉煌,永远不灭的力量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我想,在一声春雷中,这蛰伏着的躯体将再次热情地拥抱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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