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几十亿人的欲望经市场力量的整合,形成了巨大的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的合力,使人类不仅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且风险无处不在。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的同一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在他新出版的《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人类已进入了风险社会。
风险,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何时来临与何种后果均无法确定的对人类安全的某种威胁。风险并不直接就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比如开车上路是有风险的,但这不是说开车本身就是危险或灾难,而是说,只要你开车从家里出来,就具备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尽管你不违反交通规则,尽管你开车技术很好、你反应敏捷、你小心谨慎,但也不能保证你不会遭遇车祸,因为你不去碰别人,别人也很可能会来碰撞你。
传统风险主要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性,而现代意义上“风险”的不确定性则主要体现在风险的“人为化”。科学技术就像一柄双刃剑,它既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蕴藏着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威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
我们大都清楚地记得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巨大的能量瞬间被释放传导出来,顿时,天崩地裂,海啸山摇,巨浪凶猛地席卷房屋、汽车、船只,或撕成碎片,或卷入海底,机场的飞机如蚂蚁般被吞噬……陆地沉没,海底移动,举世震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也是人类有观测记录以来的第四大地震。
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与之前发生的日本阪神地震、中国汶川地震都不同,人们的关注点很快被分散了,被引至另一个方向:大地震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4个机组先后发生爆炸,造成核泄漏,一场核恐慌比地震与海啸更多地吸引了人们与媒体的注意。
这一切恰恰证实了贝克的论断: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包括穷人和富人。风险一旦转化为实际的灾难,它的涉及面和影响程度都将大大高于传统社会的灾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不仅表现在其内部学科分化和涉及内容的高度复杂性,也表现在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高度复杂性。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日本核泄漏危机发生后,法国核安全局主席拉科斯特在国会就核安全问题做了一个报告,承认“没人能保证法国永不发生核事故”。
核电是一项高效清洁的替代技术,为了保证其安全运转,目前各国都采取多重防护措施,包括防止发生异常的对策、防止异常事故扩大对策和防止放射性物质泄出的对策。每一项对策都有一些对应的系统设置来落实:能够自动检测,早期发现多种异常并使核反应堆紧急停止,自动消除余热的系统；发电系统中配有在部分机器出现异常时能自动确保安全的“安全系统”；一旦出现操作失误,有确保整个系统安全的“连锁装置系统”；一旦出现异常,有一套出现异常时使用的反应堆堆芯冷却装置,它由高压注入装置、低压注入装置、反应堆堆芯喷雾器等系统构成；还有专门的对反应堆工作状态进行连续监测的系统设备,一旦工作状态出现异常,监测系统就会立即触发安全设备动作,从而阻止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这些装置和设备都由精密的计算机控制……为保障这些设备和装置正常运转,又必须运用许多技术加以保障。这样环环相套,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发生问题,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在福岛核电站,这样设计精密、具有多重防护措施、被公认成熟的核电技术,却在一场大地震中几乎完全失控,漏洞百出,各种意外防不胜防。日本福岛发生的事情,所蕴含的教训是深刻的。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造就了一个美丽的技术乌托邦神话,使人们把解决社会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上,每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来解决,新的发明又带来新的问题,于是人们又发明出一种解决新问题的新技术……由此导致技术越来越精细,生产越来越专业,程序越来越复杂,机器套着机器,技术控制着技术,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多,陷进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
诚然,今天的人类已经无法拒绝技术,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内在维度。但是,当前,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陷入一种悖论,几十亿人的欲望经市场力量的整合,形成了巨大的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的合力,使人类不仅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而且风险无处不在。
也许,大自然就是用这种危机和困境,呼唤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再一次改弦更张。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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