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祖父之精神遗产的核心便是爱国主义。
一位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读了我送给他的我祖父的文集后,在香港《文汇报》上接连三期发表了介绍我祖父的文章。后来我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很惭愧,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界欠了作孚先生一笔债!”听了他的话,我先是一怔,继而则十分感动。祖父长眠在地下已近半个世纪,当然听不到我朋友这番话了,即使听见他也一定会谦逊地婉谢,因为他毕生所成就的,连同学校、医院、公园、运动场、科学院、博物馆、工厂、铁路、煤矿和民生公司一百多艘轮船在内的众多产业和财富,都已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人民和祖国,而从来没有想过要索取任何回报。人民日报有篇署名文章在介绍了祖父的众多业绩后这样写道:“而他本人,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也没有一角一分钱的存款,他是赤条条地来,也是赤条条地去的。”
有一次,祖父的一位朋友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给子女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祖父听了之后坦然笑答:“我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留给他们的只有知识和劳动的本领。”时隔半个多世纪,祖父当年的笑谈得到了验证,他的五个子女连同他们的后代,前后数十人,多数大学毕业,有的从事工程技术,有的从事教育科研,有的从事经营管理,全都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的本领安身立命,报效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上海读大学时,正逢出国留学高潮,一位当年和祖父一起打天下的前辈对我说,抗战胜利以后,民生公司的董事会一致决定赠送祖父一些股份,以奖赏他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有功,但祖父却婉言谢绝。“如果你祖父接受这些股份的话”,那位前辈说,“别说是你,就是你们这一代十几个孙子、孙女用作出国留学的经费也绰绰有余了!”
祖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祖父之精神遗产的核心便是爱国主义。上海《文汇报》在介绍中央电视台的纪实剧集《记忆》中《卢作孚1938》这一集时,有以下一段文字:“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短短一百多字的介绍,高度概括了祖父和他领导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重要贡献。据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向全国发出的“抗战动员令”就是请我祖父写的。当年能“呼风唤雨”的蒋总统手下应该不乏笔杆子,却百里挑一选中了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恐怕不仅仅因为祖父有酷似韩愈的厚重而凝练的文风,更因为祖父笔端始终喷涌着澎湃的爱国激情。
爱国主义这根红线贯穿于祖父生命的始终,也感召着我们谱写自己的生命篇章。1952年初,祖父溘然辞世,那时我父母带着我和弟弟住在香港。香港有个别右派报纸利用祖父去世大做策反文章,在港亲友也都劝说父母不要回大陆。可是父母却带着我们义无返顾地踏上归途,其主要理由就是祖父生前曾给父亲去信,要他尽快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大业。我们一家沿途都受到各地政府部门的热情接待,父亲的工作也可以由他任意挑选,有北京的研究院、上海的科研所或长航的管理机关,但父亲最后选择了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因为祖父曾要求他到工厂锻炼,和工人打成一片,这一去就将近三十年。
“文革”中,父亲被极左分子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罪名”有二,其一是“卢作孚安插在民生厂的代理人”,其二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其时祖父已去世十余年,民生厂早已公私合营继而国营,而且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重大举措,还是祖父给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安插代理人”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父亲在“牛棚”里常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将来有机会上大学深造,起初我们都以为是天方夜谭。哪知恢复高考后,我和弟弟还真的从农村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我考进了华东师大政治教育系,读的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投笔从商,每当历经艰辛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扶着我,我知道那一定是祖父的手。
1999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了《卢作孚文集》,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发行座谈会。文集收编了祖父生前所著的有关全民教育、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的一百多篇文章,也刊登了祖父上述遗愿的手迹。祖父“强国富民”的理想和实践已融入了当今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滚滚洪流,也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生命不止奋斗不已。
我女儿在美国读完MBA,决意回国工作,并自己选择了一家地道的民营企业。亲戚朋友为她不去外资或国营大企业感到不解,可她的理由却很充分:曾祖父当年创办的民生公司不也是民营企业吗?想不到她的老板才三十多岁,竟然也知道我的祖父,告诉我女儿:“卢作孚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
(本文作者为香港作家联合会永久会员,著有散文集《人生的万花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