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李的友谊当然不仅仅是在做生意过程中体现出来,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精神层面,我们内心之间的交流有时无需言语和文字。
李滨生被称为“大老李”,有点崇拜的意思,这不仅是指他个儿大,一米八几,也包含着对他前程远大的期许。老李仪表堂堂,一副官相,被我誉为我们78级最可能成为大官的人。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老李长得人高马大,有那当官的气势,而是因为老李的家庭背景好。但后来老李表现得有点让人失望,官至处座就再也升不上去了,原指望他当大官大家沾点光,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是好事,仕途其实风险很大,曲师当大官的几个校友,有病死的,有坐牢的,结果好像都不理想。老李不当大官真是幸事。
老李是上海人,著名的上海中学老三届高中生,这可是上海最牛的中学,高干子弟云集。我家在舟山,和上海一水之隔,两地有天然联系。那时舟山人都以有个上海亲戚为荣,逢年过节,大担小担挑着去上海看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送去各类鱼货海产,回来提些大白兔奶糖啥的。尽管是不平等交易,但舟山人还是乐呵呵的,逢人就猛吹在大上海看到的那些西洋景。因为这个缘故,我刚认识老李时,得知他是上海人便肃然起敬,心想,认识早点儿就好了,跑一回上海的码头在舟山也可撑次面子。
舟山人都会说上海话,这为我和老李的交流提供了不少方便,有时说点私密话或议论个什么人,我们就用上海话说。山东同学听不懂,干眼瞪着我们在那里叽里呱啦,有时猜出我们在议论他们,又猜不透,气得直骂,这让我们很得意。语言的独特优势让我和老李走得很近,并促使我和老李联手做起生意来,我的商业潜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老李开发出来的。
老李家在上海,领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是我们年级第一个下海者。老李寒假后返校,带回一大包从走私贩子那里批发来的丝袜啥的,到处找女同学推销,卖得很火,赚了钱还留下好口碑,让我好生羡慕。丝袜价低利薄,做了几单后老李不过瘾,一次回家后带了一批金光闪闪的女式金表,先到我那里显摆,拉我入伙,我禁不住诱惑就给老李做起零售商来。老李给我的价是每块130元,我卖160元,转手一倒净赚30元,真是好买卖。问题是卖给谁啊?这价在当时可是天价了,中文系的同学大都不仅是“穷二代”,而且都“穷N代”了,还没有那吃饱了撑着的主儿。于是我只好转向外系寻求目标,首选的是外文系。外文系多有来自济南、青岛的同学,普遍崇洋媚外,且有购买力。一个姓邵的青岛同学正和艺术系的女生热恋,看到我给他推荐的金表,眼睛一亮,二话不说掏腰包就买了一块。转天又找我再买一块,说是要卖给他女朋友的好朋友,出价190元。为防露馅,千般嘱咐我,如有人问起表的价格,就说是190元。市场经济真是害人,宰熟不说,下手就宰最好的朋友。这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戴了没几天,表壳上的镀金色就开始掉,绝对是假冒伪劣产品。我跟着老李做了一回坑蒙拐骗的事,现在要沉痛反省和检讨。
我和老李的友谊当然不仅仅是在做生意过程中体现出来,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精神层面,我们内心之间的交流有时无需言语和文字。毕业三十年里,我和老李的来往是比较多的,他的中学同学杨东平,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一些共同的人和事把我和老李紧紧连在一起,老李是我的老哥。
老李退休后回到上海居住,和山东的同学不多联系了,我问他为啥,他说渐行渐远吧。我每次去上海,老李都来看我。从去年起,我明显感觉老李老了,腿脚也不太好。去年9月,我在复旦参加一个专为我的一篇文章举行的研讨会,打电话给老李,本想邀请他来捧场,但听到他苍老疲惫的声音,我说你不要来了。他住的地方离复旦太远。谁知老李在第二天晚上,拄着拐棍,坐着地铁,来到复旦看我。我握着老李的手,内心充满酸楚。送他走时,拦了一辆出租车,在他手里塞了一百元,千般嘱咐他一定坐车回家,我担心的是,他会在最近的一个地铁站下来,再坐地铁回家。
老李啊,多保重。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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