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
我和祖父同处于人世的时间,终止于1952年2月8日。那天夜晚,他毅然决然去了彼岸世界,走得果断从容,犹如他转战于自己所开拓的每一项事业之间。那一年,他59岁,我6岁。他在重庆,我在香港。他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才4岁多,所以我对他直接的印象已很模糊。但是,儿时的片段记忆和长辈们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往事,却清晰地伴随了我一辈子。
我1946年5月在重庆红岩村出生,是我们这一代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当时我和父母的家就是祖父母的家,饮食起居不分彼此。我的父亲卢国维是祖父的长子,1945年在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之后,经过统一考核进入民生公司工作。1947年,公司派遣他和其他几位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到加拿大监造新船。母亲随后也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药剂学的研究生。父母去加拿大后,我仍然留在祖父母身边,直到1949年5月,祖父带我从重庆乘飞机到广州,把我交给前来接我的父母为止。当时父亲已随在加拿大建造的九艘世界一流客货轮回到了香港。那时国共正在打内战,祖父担心新船毁于战火,便在香港成立了民生公司,经营这些新船和其它几艘海轮,父亲也暂时留在香港民生公司负责技术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晏阳初和蒋梦麟两位长辈。那时的飞机性能差,颠簸得很厉害,大人们都因晕机而恶心呕吐,我因年幼却若无其事。祖父见我玩得开心,也暂时忘却了旅途的疲惫和不适。晏阳初对他开玩笑说:“以后坐飞机,你都把晓蓉带上,精神就好了。”祖父听见,笑得很灿烂。
听家人讲,我小时候很顽皮,像个男孩。祖父很爱我,有时周末回家还带我坐汽车出去兜兜风。有一次,我不小心从门廊栏杆上摔下了高高的台阶,顿时头破血流,大人都很着急,我却十分镇定地说:“快去给爷爷打电话,请他派车来送我去医院。”那时我一岁半,刚学会说话不久。祖父爱我,我也很爱祖父,只要他在家,我就老是缠着他。即使在外面玩,每过几分钟就要回去找爷爷。祖父也一定会放下手里的事抱抱我。有时候,他在洗手间,我也拼命叫,他听到我的叫声,准会大声应答:“就来,就来。”这些都是祖母后来告诉我的。
祖父去世时,我虽然已在香港九龙塘学校上一年级,但年龄还不到六岁,所以懵懵然完全不知情。只记得有天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坐在家里的一把藤椅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不说话,眼圈红红的。过了不久,父母就开始收拾行李。我们家的缝纫机、照相机……但凡值点钱的东西悉数不见了踪影,后来才知道是父母把它们卖了,攒点回重庆后的安家费。我听说要回重庆了,一个劲儿地高兴,天天嚷着“要回爷爷、婆婆家了”。我还把选出来的几粒特大的落花生和其它一些小玩意放进铅笔盒,准备带回去送人。轮船上我哪儿也不去,天天摆弄铅笔盒,依花生里边所装花生仁的多少排成队,准备把最大的、里面有三粒花生仁的一颗送给祖父,次大的送给祖母,依此类推。回到重庆祖母家时,她出门办事未归,天擦黑才从外面回来,我立刻起身跑去迎接她,她紧握着我的手往屋里走却不说一句话,见到我身后的父亲,两人抱头痛哭。我这时才开始明白,我永远也看不到爱我疼我的祖父了。后来我把送给祖父的那颗花生放在铅笔盒里,陪伴我度过了好一段孤寂的日子。在一次清明节给祖父上坟的时候,我悄悄埋在了他坟前的泥土里。
父母是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祖父逝世消息的,他们当即决定举家搬回重庆。祖父离开香港回大陆时,父亲送他到罗湖桥头。当时祖父兴致很高,一边走,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还忍不住说:“快了,快了,甚至香港、九龙也不成问题了(意指回归)。”大家都希望能早些团聚。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我长大以后,母亲告诉我,小时候我老爱皱眉头,祖父见了曾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如今,已在世上走过了六十四个春秋的我,很想对祖父说:我因为有了您这样一位祖父而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磨难,但也因此而享有了常人不曾享有的幸福和荣耀。如果我还有下辈子,仍然要做您疼爱的乖孙女。
(本文作者为香港作家联合会永久会员,著有散文集《人生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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