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
读书的浪潮在我们可见的时代里确实不多,但并非没有。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浪潮并不正常,因为阅读既是个体化行为,也需持之以恒。读书是种常态,当它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些问题。
确实,在这股浪潮掀起前不久,读书遇到了非同小可的问题,这就是“文革”的冲击。
余生也晚,“文革”期间我还是不谙人事的小屁孩,没有“停课闹革命”之类的历练,不过,我终究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做学生的,对“文革”余韵多少还有些感知:一会儿工宣队进驻学校,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金日成访问,全校师生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一会儿“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全校师生再度倾巢出动——这回不是夹道欢迎,而是沿街游行。别看我们是小学生,还学过农、下过乡,帮助农民摘过菜；学过工,到食品厂烤过点心。经历也算“丰富”。回忆起来,尤其令人感喟的是,那个时候除了课本,根本无书可读,找一片像样的白纸都费周折。可想而知经历“文革”整整十年的那一代人,思想何其苍白!
幸赖改革开放,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口号“要把被‘四人帮’夺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一时间,掀起了读书的滔天巨浪,算是对失落历史的一种补偿。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初由工人日报社和全国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为振兴中华而读书”全国读书竞赛,一时间,这份载有几百道题目的《工人日报》洛阳纸贵,一报难求。
那时我已读中学,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对天文地理倒也喜欢,那几百道题,在不需要参考书的情况下也能做出一半,这激起了我完成这个工作的欲望,于是开始四处收集资料,重点就在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才知道这次活动影响巨大。
能容纳数百人同时就坐的图书馆在当时国内也算名列前茅,里面总是坐满读者,有相当数量的人都是为参加竞赛来查找资料的,由于题目多、周期长(我记忆中是三百道题,登了两个整版,竞赛时间似乎是一个月),几乎每次去图书馆都是如此。大家都很安静地各自做题,对资料不甚明了的地方也有所讨论,稀奇的是,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竞赛,却没有互相抄袭的现象,可见当时的读者对知识颇有敬畏感和道德意识。
随着竞赛结束时间临近,将习题装入信封交寄,然后——由于不存在“获奖”问题,就没有然后了。这次读书竞赛不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热中的一个具体事件,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处于对知识的疯狂追求中,尤其是对晚近西方思想家的追捧,不亚于今年崇拜萧敬腾。
如果说从古希腊思想家到十九世纪的康德、黑格尔都被写进了教材、哲学史和思想史,还不十分令人陌生,十九世纪中期直至当代思想家,多数因意识形态的禁锢被打进另册,被戴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帽子,别说萨特、海德格尔几乎不被人知,对叔本华、尼采也知者无多,当他们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时,追逐者甚众,堪比今日各种追星族。尤其是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被引进之时,谈论他们是一个时尚话题,什么“力比多”、什么“存在先于本质”之类的术语满天乱飞。像我这样的半大青年,听到那些比我长几岁的青年张口《苍蝇》、闭口《恶心》(均为萨特作品),崇敬感油然而生。现在我才知道,当年他们从来没有搞清楚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态度和思想本源,而且至今他们依然没有搞清,他们的最大能耐并不在于比我先知道这些人和事,而是能把自己没有弄清的问题谈得眉飞色舞、栩栩如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是将非理性主义哲学当做对付专制统治的武器来看待的,但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和权力之间关系相当暧昧,存在主义的两位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的臣服和萨特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激赏,都表明这一哲学大有值得警惕之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持续了整整十年。此后,很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如今,那个浪潮中的幸存者还有几何?所幸,我成为其中之一。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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