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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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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目击者给记者指出蒋老太摔倒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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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派出所下达的处罚书,似乎终结了四川达州“讹人老太”事件双方的真相之争。但老太蒋光容的激烈反弹,却让这场风波仍未平息。
三个小孩和蒋光容到底谁在说谎的“危险关系”,引发了现实与网络的强力围观,众多围观者的心态值得揣摩:事件结果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并未在场目击、仅是道听途说经过的诸多围观者,早已在心里做出了缺少事实根据的判断:这还需要调查吗?老太就是想讹人!
这是此前多例事实清楚的讹人案例结出的恶果。这种恶果,使得围观者天然地渴望追求善有善报、下意识地追求正能量。而最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受害者,现在抑或将来。
迫切发声与沉默不语
“我是冤枉的。”11月27日晚上6点,累了一天的蒋光容早早躺下,但看到记者来了,一下子猛地起身,紧紧攥住记者的手臂,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要是我说了假话,那就枪毙我,让我死。”蒋光容一字一句重复着,身子微微颤抖。
激动的情绪像极了她之前接受采访的样子。
达州市达川区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巷,两边挤满了密集的楼房,错落繁杂。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居住小区的名字,只是凭着记忆回家,蒋光容就住在这些小巷里的楼房中。顺着蜿蜒的楼梯,转过几道弯,才来到蒋光容的家。门口没有门牌,却挤着三四个记者。
蒋光容的孙子龚红春熟练地递过鞋套,屋里桌上铺满了蒋光容的病历、治疗单据以及出警记录等材料。龚家一直把这些材料备着给来访者看,在这个时候,他们迫切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龚红春说,蒋光容一直住在渠县农村,去年12月才搬过来,每天出去散步熟悉环境,没想到那天就被撞倒了。
龚家三室一厅的格局,家居、装修简单,但很精致。蒋光容的儿子龚发安和孙子龚红春做装修生意,每个月收入上万。“我们不是为了钱,就是讨个说法,绝对不是我们诬赖。”龚红春提高了声音。
离龚家400米左右,同样有一座没有号牌的居民楼,被蒋光容抓住的三个孩子之一小志(化名)就住在这里。比起龚家的热闹,这里一片寂静。
花了一刻钟的时间,记者才敲开小志的家门。“我也不会说嘛,我们不接受采访。”家里只有小志的外婆。小志的父亲江先生经常在外地跑生意,现在去了山西,母亲在广州打工,小志平时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我们不想过多说话了。”江先生直接挂断了记者的电话。
沉默,似乎是三个孩子家长不约而同的表现。急着上班的杨先生不得已见了守在门口的记者,“派出所已经给了结果,没必要再说了。”三位孩子家长之一的杨先生匆忙地小跑下楼。
双方都有目击者
正如杨先生所说,11月22日,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南外派出所发出公告,认定蒋光容自己摔倒,而非由三个小孩推倒,认为蒋光容和儿子龚发安属于敲诈勒索。
龚家肯定不这么想,他们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在他们看来,派出所的认定基于在场三个目击证人的证词,如果找到新的证人或者物证,就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事情越来越复杂,双方的很多信息是对不上的。”今年6月起采访此次事件的一位当地媒体记者觉得探究真相似乎有些困难。
坐在小椅子上的小余(化名)仔细回忆那个周末,当时他正跟小志和小文(化名)做游戏,有个老太从对面走来,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小志跑过去扶她。“小孩,快点赔钱。”老太突然抓住小志手腕。
躺在床上的蒋光容听到记者的转述,攥住记者衣袖使劲撑起身体:“我是夹着旧衣服出去耍,三个娃娃跑过来,撞昏我,我倒下去顺手才抓住了一个娃娃。”
双方表达的出入成为事件最无法解释清楚的部分。
在龚家,龚红春拿出一份当时的接警情况,上面记录着周围群众说老人被其他小孩推倒。“至少那时候有人看到她是被推倒的。”龚红春使劲点着已经发皱的记录纸。
“我看得清清楚楚,根本没有碰到。”王女士从自己的副食店大步迈到事发现场,双手不停比划着当时孩子和老人的位置。事发地是通往王女士所在小区的小巷,路面还有些坑洼,“孩子之间相隔很远,跟老人有不到两米的距离。”
“一般来说,一个人被撞瞬间,很难有那么快的反应去抓住孩子,更何况老人的反应能力本身就比较慢。”蒋光容住院的负责医生、骨科副主任医师汪华喜这样分析。他对另一个说法,即蒋光容是在家摔伤的也不认同。“没有哪个人骨折了还能走路。”对于老太骨折早就形成的声音,汪华喜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也认为,老人骨质疏松,坐得重些可能就会导致骨折,并非一定是外力的撞击。
“就是为了讹钱。”一名当时的围观者称,老太坐到地上要孩子家长赔150元,后来又涨到了600元。但这个说法被蒋光容激烈否认,小志的外婆也称,当时要给蒋光容100元,她以“我摔这么重,不要你的钱”拒绝。
孩子家长江先生曾找到七名目击证人签字作为证词,记者按照这一名单,联系到一位名叫“尹仕菊”的人,她表示从来没有作证,“或许有重名重姓的吧。”
人人都有受害者心理
龚家复议的道路并不那么好走。称小孩没有撞倒老人的有三个人证,显然,要推翻认定,蒋光容必须要找到证据才行。
蒋光容的人证寻找似乎很困难。
“我愿意作证,老太是自己摔倒的。”离事发地五六米的距离,王女士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提高的声音引来路人的围观。王女士说,事发时她在副食店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她跟小孩和老太都不认识,说的话肯定是事实。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此前派出所取证时,王女士担心被报复,在接受询问时很犹豫。
“做好事不能被冤枉,大家都晓得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王女士说,除了三个证人,像她一样愿意出来作证的还有两三个。还有位贾女士证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一位在家门口绣十字绣的婆婆熟练地讲着当天发生事件的情况,没几分钟,周围就围上来十几个居民,不住地赞同老婆婆的描述。
“当时我没有看到经过。”众多的围观者虽然只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而未曾目击,但他们却相信三个孩子的话。“有啥子可调查的?事实都已经清楚了嘛。”一位女士看到记者在调查,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她完整地复述着听来的整个事件,但事发时她根本没有在场。“小孩子做好事被诬陷,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
“这个事情很简单,老人想讹钱,赖上三个孩子。”远离事发地的出租车司机老李也这样描述事件,虽然不了解事情经过,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一个“老人与小孩该相信谁”的帖子中,支持三个小孩的网友票数以绝对性优势压倒。“小孩做好事被诬陷”的舆论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事件的结果对公众来说并不重要,不自觉地追求好人有好报的正能量,成为公众自觉的倾向性。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教授兰友林表示,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值得玩味,人们本能地相信小孩不会说谎,公众不自觉地追求一种社会正能量。人人可能都有种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所以期待和谐的社会氛围。
没有胜利者
蒋光容一家显得孤立无援。蒋光容直挺挺地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别人都骂我是骗子,我不敢出门。” “一个人直接指着我说,这就是那个老太的孙子。”龚红春声音很低沉,他觉得每次出门,后面肯定有人指指点点,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奶奶没有说谎。
他想尽办法找寻证据,甚至在QQ上找人恢复当时的录像,却一无所获。“之前答应帮助我们的律师说缺少证据,而且舆论压力大,也不再接手打官司了。”龚红春用手机上网看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一看到有人对小孩被诬陷提出质疑,赶紧保存下来。这成了他为数不多的精神鼓励。“私下里说,我有时也想,会不会是奶奶记错了,是不是别的孩子撞倒了她?”
蒋光容描述事发现场时也突然颠三倒四,事发地点怎么也说不清楚。龚红春说,奶奶连续七八天都在忙着说同样的话,思维也慢慢不清楚了,很担心她的精神出问题。
“没想到事情给家庭带来这么大的打击。”看着泪流不止的蒋光容,想到关在拘留所的父亲,龚红春又是一阵叹气。
距离龚家不远的江家,小志的外婆同样愁容满面。虽然得到了舆论的支持,可是江家却没有胜利者的喜悦。江先生计划着给小志转学。“不敢让娃在这边读书,怕被报复。”小志的外婆有些紧张,她说小志原先是很活泼的,现在却变得有点闷。
持续了五个多月的事件中,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小志的外婆说,在老家她与蒋光容是认识的,现在已然成了互相指责的仇人。
巷子周围密密麻麻的楼房让人压抑,一名在小区经营杂货店的老板说,这里的房子便宜,很多外地打工的住在这里,互相不认识。甚至连住在蒋光容隔壁的邻居,与蒋光容一家也没什么交流。
“不要过多打扰孩子,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三位孩子家长之一的杨先生希望事件尽快恢复平静,而对于蒋光容的复议,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过多评论,在他眼中,这些都不如事情的冷却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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