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
去年,师傅住进了单位的职工医院。我劝他到市里的大医院去做个全面检查,若是诊断结果和职工医院一样的话,不妨再在这里治疗。可师傅不同意,他说一进大医院的门,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要是住院的话就更没数了。我无法说服他,心里却着急得很。大约在一年多前,师傅就突然消瘦下去,我不止一次提醒他去医院检查一下,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又没刻意减肥,猛不丁地瘦下去显然不是个好现象。可每次师傅都胸有成竹地说:“我知道自己的毛病,不用上医院,吃点药就好了。”就这样,一年多来,师傅给自己当医生开药方,直到突然晕倒的那一天。
在职工医院治疗了二十天后,师傅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医院通知师傅出院,并建议去权威医院检查治疗。那天傍晚,我赶到师傅家,看到师傅正虚弱地躺在床上。他的体重比原来轻了三十多斤,原本黑红的圆脸膛也变成了苍白瘦削的瓜子脸。他给我看他的手,了无血色,我摸了摸,冰凉。师傅说他的手脚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一直暖和不过来,因为某个部位长期渗血而导致身体严重缺血,尤其是手和脚,冷且麻木。鲜血是生命的象征,当它在体内慢慢缺失时,生命就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
我用温热的手掌轻轻握住师傅那煞白冰凉的脚,执意做起了足部按摩。我知道这表面的按摩虽然不能驱除病魔,但起码能暂时缓解病痛的折磨。师傅粗糙的脚在我不断的揉搓下渐渐有了暖意,尽管他一再拒绝我给他按摩,但他显然很享受这一过程。他的眼微微眯着,和我说着以前或现在的一些事情。我端详着师傅那干瘪耷拉的皮肤,眼窝里不由得溢出一股暖暖的湿意:曾经健壮的师傅自从退休后就一直闲不下来,他骑着那辆历史悠久,但被他保养得相当受用的大“金鹿”赶大集、逛超市,还会冷不丁地跑到我家,给我送去我最爱吃的羊肉或者羊肉卷之类。师傅不爱可能也不会摁门铃,就那样站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亏了我住二楼。我不止一次说过他,可下一次依旧如斯。而今,一向不喜欢卧床的师傅竟如此虚弱地躺在了床上,怎不令人心如刀绞?
转到大医院几天之后,师傅就动了手术。那天小雨霏霏,我赶到医院时,师傅已进了手术室。我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等在电梯门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漫长得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一个女人在楼梯口徘徊着,忽然就蹲下来痛哭起来,压抑不住尖锐的痛哭吸引了几个人的围观,我木然地望着她,想去把她拉起来,但终是没动。也许此时于她而言,失态的痛哭是最直接最无奈的宣泄方式了。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师傅终于被推出了电梯门口。师傅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双肩裸露在洁白的床单之外,好像酣睡了一样,全然不理会周围那些急促的脚步和问候。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只是会有很多后遗症。大家艰难而小心地把师傅移到病床上,一个医生使劲拍打着师傅的肩膀,大声说:疼吗?不疼的话就摇摇头!酣睡中的师傅像听话的孩子一样真的摇了摇头。医生叮嘱道,注意观察病人鼻孔处的小毛毛,若是毛毛不动了就赶紧喊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要叫叫病人,千万不要睡过去了。“睡过去了”——医生的那句话尾让我的心猛地一颤,刹那间明白了很多人在手术中永不醒来的说法。原来,生命就是这么脆弱,在无声无息中就会永远地遁去。
那台心电图仪显示着起起伏伏的波浪线,那个至关重要的小毛毛也在师傅的鼻孔处颤颤地抖动着。这个时候,“呼吸”的概念主导着病床边的每一个人。是的,只要有呼吸,就有一种生命状态所存在,不管这种生命状态有多么脆弱和摇曳,一呼一吸间都充满了希冀与温暖。每一个人只有到了经受生命考验的时候,才会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和意义,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抱怨和困窘与生命相比都了无重量。活着,是这个时候唯一的要求和目的。只是,我们无法选择活着或者离去,只能在有呼吸的每一天,让自己少一些怨怼和阴晦,多一些明朗和快乐。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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