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免(翻译家)
20世纪80年代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译作《胡萝卜须》,实际上是本选集,收有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三部作品,即《胡萝卜须》、《自然纪事》和他的《日记》选篇。
1992年夏天,老友王道乾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份剪报,这就是《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施蛰存先生写的一篇短评,他的《杂览漫记》中的首篇: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纪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1887年至1910年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1934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文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文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由于这一文学因缘,我认识了这位文坛不老的老先生。我寄赠给他我的另一本著作,他回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域外诗选》,另一本是他的挚友、诗人戴望舒的《戴望舒译诗集》。后来他来信说:“我刚从医院回家,体力大衰；有许多意见想和你谈,但乏力写长文,只好先复此柬,待秋凉后再奉函讨论。”
1994年秋,我因事去沪,即专程到他的北山施舍拜访他。我们一下子就谈到文学翻译,他说他早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的法文,戴望舒与他同班,又问我以前在什么学校学习法文,我告诉他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迁去昆明的中法大学。施先生说抗战时他到过昆明,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我说:“云大与我们学校仅一墙之隔,当时怎么没有听说过你呢?”他说:“我于1939年回上海探亲,后来就没有再去那边。”
接着,话题转到《胡萝卜须》。
“你译的这本书,”他说,“我觉得,封面上只写《胡萝卜须》,不够。实际上里面还包含着《自然纪事》和《日记》,读者怎么知道呢?如果把三种书名都在封面上标明,那就一目了然。”
他很喜欢列那尔的《日记》,不但因为有趣,而且其中有许多关于写作的独特见解,是很有意思的。他觉得我选择得太少,应该多译些。另外,他要我多译些法国散文作品。谈话中还讲了一些其他什么,可惜现在我都不记得了。
回到南京之后,我再次检读他的那篇短评,文章虽然简短,却十分缜密、周详,很能说明列那尔作品的特色和意义。我充分考虑了这些良好有益的想法,于是,在出版列那尔作品新的版本时作出调整:为了使书名和内容相吻合,决定将《胡萝卜须》、《自然纪事》和《日记》三本书各自独立出版。
列那尔是一位文体家。他的风格简练而冷隽,既不夸张,也不美化,对所记事物总是自然地、各具讽意地、直接如实地描绘出来,不作道德论述、分析或冗长的议论。他推崇短文、短句,反对长篇、长句；要求准确地用词,摒弃浮泛的、一般的套语和滥用的形容词。他所写小说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与几乎无故事情节的作品之间。这正是在他之后现代法国小说存在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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