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从1948年开始,老百姓之间聊天时往往会神秘地用手比画个“八”字悄悄地告诉对方说:“八路围城了,快来了!”北平正酝酿着一场大变动,但我们这些知识未开的小学生浑然不觉。
过了暑假坐车上学,四下张望就有许多新发现:临街商店的窗户玻璃上都贴了二指宽的白纸条,相互交叉,组成“米”字。目的是当爆炸伤及窗子时,玻璃碴子不会四处飞溅。和平门、宣武门外之间铁路上(当时北平火车站在前门外东侧)停满了货车,火车停运,开不出去了,北平与外面交流断了。和平门等城门口与大街路口都堆有装满黄土的麻袋,麻袋上架着机关枪……这一切都是临战的景象,而且是要打大仗、打死仗的景象。
到学校门口,也是大变,童子军一律正装,大约是为了显示北平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童子军头上戴着像英国兵一样的圆形军帽,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法绳”,手执军棍在校门口站岗(北平的“野孩子”们讽刺这种装束是“手里拿着打狗棍,腰里掖着上吊绳儿”),这管什么用呢?进了学校,校园里尽是壕沟,把院子与道路挖得乱七八糟(这与1969年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后非常相似),使得小学生行走艰难。据说这是用来躲轰炸的,现在回忆起来,当年解放军还没有飞机,怎么轰炸?不知当局怎么想的,也许就是为了制造一种紧张空气,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战时状态。
不过北平的舆情已经表现出对国民党统治的厌倦和不满,明里暗里欢迎变革,甚至希望“八路快来”。其实这种变化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不关注意识形态,很少关注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底层人民唱什么歌、听什么戏、看什么书,这些是能够反映人们情绪的。我记得自上学起,学校教唱了一些歌,如“国歌”(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和一些有关礼貌教育的歌曲。这些属于正统意识形态的。
学校正式教的歌,我没有记住多少,如所谓“国歌”我就记住“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八个字,其他都忘了,可能与它根本不适合在儿童中普及有关。我能记住的,大多还是在学生中流行的。现在看来,这些歌大多是有左派倾向的歌曲,甚至还有当今意义上的“红歌”。
我们最常唱的:“我是小农人,读书又种地。农忙来劳动,农闲来学习。人不学习不长进,人不劳动没有出息。”歌曲轻快流畅,非常适合儿童演唱。现在想起来,这种歌有可能是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的歌曲。陶行知爱写儿童诗,也常请人谱曲,在他主办的学校演唱。像他的《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它从形式到思想都很接近《我是小农人》。陶行知在国统区影响很大,毛泽东都赞誉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晓庄师范也为知识界所瞩目,因此晓庄的歌流传到北平也不奇怪。
那时大学生、中学生常常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走着的时候,多唱《团结就是力量》；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常唱《山那边有好地方》,而且唱首句时往往面向西方作瞭望状。那时北平空气洁净,隐隐西山就呈现在遥远的天边,那里就属于晋察冀边区:“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作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
这里面没有提到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但有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山那边”在哪里。这个歌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彩虹世界,用以和当时的黑暗腐朽相对照。更大胆的是《解放区的天》,虽然它不能公开唱,但也在民众中口耳相传。“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这大约是民歌改编的,特别欢快,节奏感强,很适合群体露天演唱。“明朗的天”在当年的情境下尤其吸引人；“民主政府爱人民”也与当时国民党搞的特务统治形成鲜明对照。民主早在六七十年前就是中国人的向往。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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