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4年01月11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
□赵勇(大学教授)
去年5月,我参加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揭牌仪式,遇到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在“童庆炳的意义”之名下组一组文章。她负责找两位大牌作家王蒙和余华,让他们各写一篇,并让我跟童老师商量,让他的弟子写两篇。与童老师通报此事,童老师说,那其中的一篇就由你来写吧。
我来写童老师自然义不容辞,但我既不想重复我先前的一些想法,也不想借助于别人用过的套路。可写什么好呢?要不就干脆写写童老师与中国当代作家的关系吧。尤其是莫言获诺奖后,当年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又不断被人提起,何不把这一事件作为突破口,去追寻一下童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精神风貌?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作文题目:《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童庆炳先生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
写这篇文章,我主要读的是童老师的书,尤其是重读他那本《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因为此书是当年童老师为那些作家上课的讲稿。这次阅读,我调动了我以往听童老师讲课的全部记忆,重点琢磨他如何举例,如何把笔下文字转换成课堂语言。我甚至还将心比心——童老师给那些作家讲课时已五十有三,而我也很快就活到了他那时的年纪。我现在给学生讲课时是何种状态?我是不是由此也可以推演出童老师当年讲台上的风姿?当然,我也知道,在讲台上,我大概永远都不是童老师的对手。因为童老师讲课如同“过节”,皮鞋擦得倍儿亮,西装穿得倍儿挺。这种装束,甚至给迟子建留下了极深印象。她说童老师“白衬衣穿得好了,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人耳目”。而我经常是赵树理式的行头,弄得自己跟山药蛋似的。我这打扮,与童老师相去甚远矣。
我当然也说到了时为研究生班学员的莫言,且重点琢磨了一番他那篇硕士论文——《超越故乡》。实际上,我在1999年买到并阅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时就读过这篇文章,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童老师指导出来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次重读,我发现那时的莫言就立下了雄心壮志。此外,文中有许多精辟之词,让人深思(如“故乡是‘血地’”,“《我与地坛》里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年”等)；有些话说得机智,令人捧腹(如“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因莫言曾经说过:“文章中那些引经据典之处,都是童老师给我加上的。”(《莫言对话新录》,P114)我还重点看了看那些引文,由此来推断莫言说法的可靠程度。我发现有几处引文来自托马斯·沃尔夫《一部小说的故事》一书,为此我还专门下载了沃尔夫的《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此书亦收有《一部小说的故事》),翻阅一番。我觉得此书莫言一定认真读过,那些引文并非童老师所加。后来我向童老师求证,童老师记忆犹新,心直口快,说,这本书是我提醒莫言去读,他才读的。写硕士论文他就读了这一本书。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也收到了张主编的信息:余华的稿件已经到位,王蒙那里依然联系不上。原来我琢磨着,王蒙先生写一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童老师与他交情不浅,没料到却是这种结果。莫非王蒙沉浸于新婚之喜而无暇他顾?情急之下我问童老师怎么办,他立刻为我推荐了何西来先生,并说他在2005年有个发言挺好,把那个改改就能用。
我把童老师的意思先告诉了张主编,又给何老师打电话商量此事,却不知他刚刚病愈出院,原本声若洪钟的他在电话里已是中气不足。他说若是新写一篇,目前的状态已不大可能,但若是修修补补尚有余力。你把打印稿寄过来吧(由于视力不好,何老师已拒绝看电脑)。20天之后,我派学生取回了这份修改稿,见上面勾勾画画增删之处不少,立刻决定扫描存档,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