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教子赞
2014年02月2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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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
自古以来,清官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最崇高的形象,可奇怪的是,无论是官修的正史,还是坊间流传的野史,赫然在目的大多是贪官污吏。
自古以来,清官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最崇高的形象,可奇怪的是,无论是官修的正史,还是坊间流传的野史,赫然在目的大多是贪官污吏。人们在历数贪官污吏的种种劣迹之后,免不了要用很大的篇幅罗列他们搜刮来的财富种种,譬如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等等。而歌颂那些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正直官吏的事迹,却仅是零星的只语片言。
近日阅读吴曾祺编纂、岳麓书社出版的《历代名人小简》,眼前一亮,仿佛打开了阅读历史的另一扇窗户,可以一窥历史些许的真实面貌。从历代文人雅士、公卿大夫之间往来的书札中,真切地闻到一丝清新的历史气息。例如《魏文帝与钟大理书》,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代帝王曹丕获得书法家钟繇的一块宝玉时那猥琐、虚弱的内心世界。“宝玦初至,捧匣跪奏,五内震骇……猥以蒙鄙之姿,得睹稀世之宝。”由此可以想见他当时失魂落魄的形象。而他的父亲、那个曾经为统一中国戎马一生的曹操,多么期待自己的继任者能雄才大略、实现他统一中华的理想!只怪他教子无方,而当今之人也只能扼腕叹息。对比同时代的诸葛亮对儿子的教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清新淡雅的语句中流露出殷切的期望,已成我们耳熟能详的格言。相比之下,反差何其大也!
凡清官,都是“尽生报国”(禇遂良《与法师帖》),虽贫病交迫或仕途坎坷,仍矢志不渝,报国初衷不改。“拙于生事,举家食粥米已数月,今又罄竭,祗益忧煎。”(颜真卿《与李太保乞米帖》)一代书法家穷困至此,这在今天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千古传诵的名言,但他绝非以漂亮的言辞装点门面,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据钱公辅《义田记》,范仲淹“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不仅如此,在他“方显贵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范仲淹去世后,他的子孙继承他的遗志,“其子纯祐、纯仁……尤行仁义。”也许人们会认为,范仲淹一定富甲一方,才能如此慷慨施与。不是的。他“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葬”。他给予子孙的遗产,是他克己奉公、乐善好施的仁义。试问封建时代的大官僚有几个能做到呢?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虽出身官宦家庭,但四岁丧父,在母亲苦心孤诣的教诲下,成长为一代名垂青史的清官。母亲“居穷自力于衣食”,用父亲的美德教育他。“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父亲去世时,“无一瓦之覆,无一垄之植。”(欧阳修《泷冈阡表》)母亲“以荻(芦苇秆)画地,教以书字”,还教他诵读古文经典,使他具有了良好的文学底蕴。母亲的良苦用心,使欧阳修日后成为举世公认的散文家、诗人和历史学家。欧阳修的仕途并不顺畅,虽曾在京师声名显赫,但屡次因言获罪,数次遭贬,任过知州、知县,但他廉洁报国之心始终未改。他在给侄子的复信中写道:“吾此哀苦如常。”(欧阳修《与十二侄》)此时欧阳修正值壮年,但积劳成疾,在朝中又屡遭奸佞的诬陷,但他教导侄儿“当思报效”、“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代忠良的拳拳之心。侄儿信中说要给他买朱砂,他以严厉的口气教训他,“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守此为戒也。”在物质充裕、奢靡之风盛行的北宋前期,欧阳修不仅廉洁自律,而且谆谆教诲后辈“存心尽公”,“临难死节”并“守廉”,这是多么难得啊!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导致朝代不断更替,但仍有很多志士仁人秉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洁奉公,一心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留下了民族精神的宝贵遗产。在今天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的氛围下,多么需要发扬光大这些传统美德,以利于教育后代、服务社会啊!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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