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师东路商业街一店内,一件印刷有雷锋头像的T恤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雷锋也许并不时髦,但却是不少人心中的偶像。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甸柳第一小学,孩子们给雷锋像戴上红领巾。雷锋虽已远去,但雷锋精神将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范巧巧 韩少勋
17个新人只有1个是男生
“这个项目4个员工全是女孩子,行业内男生偏少,去年招的17个人只有1个是男生。”张云霞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2011年7月份进入在民政局注册的济南市社工协会工作,现在是协会下属的市中区四里村街道办志愿者联盟项目的负责人。
四里村志愿者联盟项目的服务人群主要是弱势群体,针对青少年的辅导一般在周末,空闲时间很少。2000多元的工资让自己与同事很尴尬。“非政府组织少有资金来源,有的要靠成员出资,济南现有的6家正规非政府组织,其员工工资为1600元到3000元之间,我的工资是3300元。”济南市基爱社工服务中心的执行总干事唐晓娟说,自己的工资在组织中最高,员工工资根据学历、工龄、职称浮动,大部分从业者拿到手的只有2000元左右。
济南市基爱社工服务中心是2007年成立的一家较大的社会组织。30多个成员的工资2/3来自于政府购买,另外的1/3来自于个人募捐与基金会的资金。“政府拨服务资金因为要走程序,会延迟一个月左右,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组织是没有资金积累的,这也影响工资的发放,影响积极性。”
资金来源渠道少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社会对于组织资金来源与开支的不理解。“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是一个类似于公益类组织的活动,成员向社会募集善款,用以组织活动教育青少年感恩,剩余资金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该组织在济南地区的一位参与人辛静说,“在一次募捐过程中,一位市民捐助了两元钱,但随后却告诉组织人员不相信所募资金用于公益,最后还在旁边呐喊说是骗子。”
待遇低,不少人选择离开
“组织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所以我才能在工作3年便当上了基爱的执行总干事。”唐晓娟说,因为待遇、社会认可度比较低,能够苦守岗位的不是很多,“很多人把从事公益组织的这段经历当成一种基层工作的锻炼,一两年之后会通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研究生等方式脱离组织。”唐晓娟说,成立基爱的最初五个人,现在仅剩下两个。
国家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山大博士张洪英说:“离开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铁饭碗、固定职业、求稳的心态致使很多人难以在这一岗位坚守。工资待遇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坚守下来的也有不少,他们在艰难中坚守。”张洪英说,很多人已经将之当成了一种事业。燕操2008年从山师毕业,2009年3月进入基爱。“当时的工资只有1030元,2013年成为市中区的区域主任,加上五险一金工资也只有3150元。”2012年燕操考上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但她并没有脱离基爱,毕业后又回来了。“想通过上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会一直参与一线服务。”燕操说。
张云霞说:“从事一个职业,靠的是对这个职业的兴趣,我们热爱这个职业。公益社会组织刚起步不久,这个行业的前景是明朗的。”“每一次活动结束,看着家长领着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心里还是有小小的满足感的。”
搭建联盟,尝试项目化运作
活动多、开销大、资金来源少是公益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四里村街道办青年志愿者项目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的尝试。
“这是一综合性、系统性的项目,可以在最小的成本下,运作大学生志愿者团体,输出社会服务。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弱势群体。”
张云霞说,很多大学生有帮助别人的意愿,但缺少平台,现在通过搭建平台,把青少年服务项目跟大学生结合,让他们参与进来。
该项目可以将不同的志愿团体连接起来。“如果我们的项目饱和了,我们可以将剩余的人力输送到其他的项目中。而青年志愿者联盟起到了引导各种力量协同运作的作用,在管理上将所拥有的资源最大程度发挥作用。”
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叶翠说,该组织落户社区后,感觉最突出的是居民素质的变化。“打架、骂人的少了；遛狗带卫生纸清理粪便的多了；调节委员没有那么忙了；以前只有老年人活动,现在青少年多了,年轻人关注的多了。”
青年志愿者项目是济南市社工协会运作的一个项目。“之前都是政府买岗位,被购买的人员经常被行政化、事务化的事缠身。协会现在是项目组运作,政府购买的是打包的服务,这样可以把人力完全运用到为社区弱势群体服务上。”张云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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