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青岛档案馆的翰墨之缘
2014年04月1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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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
“敌伪档案”的管理确实严格,那里的几位穿着深蓝色棉工装的阿姨级管理员,个个都绝对“忠于职守”。
我是1980年冬第一次走进青岛档案馆的大门的,至今已三十多年。略叙我和这座馆的交往,或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清清楚楚:那时我们民族刚刚从长达十年的噩梦中醒来,一切文化都在复苏之中,而最先感受着时代的征兆、发出觉醒的呐喊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是现代文学这一曲折多变的专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率先发起编纂多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好像就是摆脱多年来“以论代史”的新八股学风的开端之举。那时在山师大任教的我的老师冯光廉先生,领得编纂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带我也加入到这场完全可以称为历史性文化工程的大事业当中。从那时起,我们师生就经常出入于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的图书馆和高校资料室。
各地图书馆的规矩不太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例如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做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是分散在北海、西皇城根和国子监三处,北海专藏图书,皇城根是报库,国子监才是期刊的大本营。1979年夏,我辗转来到青岛,发现青岛的独特之处是解放前的报纸全部作为“敌伪档案”存在市档案馆,不像其他城市存放在图书馆。既然是“敌伪档案”,管理就特别严格,必须持有省级以上介绍信,介绍信上还必须详细注明所查报纸的名称及具体的年、月、日以及查阅的目的、查阅后派什么用途、是否公开发表等等,否则概不接待。
我那时供职于泰安师专,只有县处级的学校介绍信,省级的无法开出。我只好求助于我的老师、山师大副校长田仲济先生。他说,正好他也希望查阅他30年代在青岛编辑的三份报纸副刊,希望我顺带查找。田先生给他的朋友、青岛市委宣传部一位姓丁的领导写了介绍信,丁部长给换成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我这才有幸走进坐落在湖南路的青岛市档案馆。
“敌伪档案”的管理确实严格,那里的几位穿着深蓝色棉工装的阿姨级管理员,个个都绝对“忠于职守”:举凡介绍信上没有列明的报纸,一概不许涉猎；邻座借阅的部分,也不许交流、互阅；略有“越轨”,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这里馆藏的报纸,其实并不全。抗战胜利以前的年份,几乎全无收藏。偶有残篇,难窥全貌。田老在青岛创办的三份报纸副刊,没有找到任何信息。但就是在这里,我却查到了王统照与上世纪40年代青岛报纸文艺副刊的密切关联,找到了臧克家1929年12月1日发表在青岛《民国日报》副刊“恒河”上的新诗处女作《默静在晚林中》。此前,臧老一直在回忆录中说1932年是他新诗发表的开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把臧老从30年代作家“升格”为20年代作家了——对于史料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可遇难求的机缘!档案馆中午休息,我就信步走到海边。那里一家用“菱苦土”板盖的简易房,专卖砂锅米饭,五毛一份,白菜、豆腐、粉丝之外,偶尔还有几粒海米的残骸,在又饿又冷的时候,那真是“幸福像花儿开放”一样的境界了。
我再次走进青岛档案馆,已经是2003年春,该馆已经从湖南路乔迁至延吉路新馆多年以后了。那年春,我退休了,同时接受了学校领导委托编撰青岛大学校史的任务。因为正值“非典”,许多工作都暂时停顿下来。我和几位退休的老教授,时时出没于空无一人的档案室,工作效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校史没有用上的若干档案材料,后来就演化成《青岛高等教育史(现代卷)》,改变了青岛教育从来无史的状况。
也就是在这前后,我认识了馆里的于新华、潘积仁、杨来青等领导,更和于佐臣、周兆利、孙保锋等结成了忘年的朋友。我到青岛近三十年间,陆续接触了不少政府机关,发现这里是人情味最浓的地方,是我非常乐于共同承担写作任务乃至坦诚交流对话的所在。这些年里,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编纂了大量书刊,比如《青岛通鉴》、《那城那事那人》、《青岛城市历史读本》、《青岛回归话沧桑》、《胶澳志》等,系统地梳理了青岛的历史与文化的总“家底”,一面为决策者提供了物质的支撑和理念的抉择,一面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佐证,更为匡正“以论代史”、主观臆断的空疏学风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榜样。我敬佩这些朋友的精神,赞许他们的业绩,并且希望这种学风能够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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