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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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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看待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有神化他们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
□傅国涌
　　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在此前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曾引起相当的关注。1918年1月,胡适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发表过同题的新诗《人力车夫》,1920年4月,陈绵在《新青年》发表短剧《人力车夫》,鲁迅也曾写过《一件小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那么,比他们更早的是北京青年会下面一个社会实进会的服务团,1915年就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做过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了一份英文报告。根据这次调查,社会学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写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调查报告——《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当时北京一共有人力车夫2万多人,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调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约占69分之一。调查项目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的依赖情况、收入、赁车费、生活费、净收入或储蓄、工作时间、从事人力车业的年数、拉车前的职业、识字情况等,其中识字的占半数,这个识字比例之高有点出人意料。他分析说,大多数车夫毫无储蓄,都说自己的收入不够用,每天交了赁车费,剩余的勉强维持生活。他对人力车夫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冷静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比如大部分车夫偶有储蓄常会流于怠惰,或去过不道德的生活,直到一点薄蓄荡尽。他观察人力车夫工作之余的消遣,最喜欢的是听戏或听说书,其次就是赌博,还有就是嫖妓。
　　不仅人力车夫,知识分子也关注当时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和处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就是一次集中表现,这一期的题词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有南洋造船厂铁匠间的工人,有怡和纱厂不同车间的许多工人。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劳动状况所做的社会调查,上海的调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业,非常细致。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看待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有神化他们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从理想上说,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许有这样违背人道的运输工具,不过他又担心,将来如果电车、公共汽车取代了人力车,这几万人失业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须先谋人力车夫的生计,他设想要对他们实施教育计划,授予手艺和从事工业生产的技能,增进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给他们正当娱乐的机会。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人力车夫等弱势群体的关切,都应该放在这个尺度上来看待。他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就不可能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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