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功臣,段志玄死后葬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
段志玄墓前的石羊。(本版图片均由许智银提供)
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和平时期,则要传递文化。历代世家大族多以文化影响后世,其家学也多以经学礼教为传统,但段氏家学传统表现出兼收并蓄相对开放的“杂学”特点。
段氏家族到官至宰相的段文昌始有文名,段文昌著有《食经》五十卷,惜已失传,其一篇《平淮西碑》敢与韩愈一争高下。段成式则是其家族中文名最高的中坚人物,以一部《酉阳杂俎》享誉千秋,段安节又以撰著《乐府杂录》留名文史,段公路又著《北户杂录》以保存岭南文化而独具价值。
从文学体裁来看,段氏家族所留下的这三部书皆属于笔记小说,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并且皆热衷于搜异传奇。段成式自己于书序中标榜曰“抑志怪小说之书也”,《乐府杂录》是段安节所见唐代音乐艺人等的见闻录,段公路的《北户杂录》则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区文化的重要学术著作。
对于以经学为传统的士子来说,这些搜奇好异的东西似乎上不了台面,然而这“杂学”恰恰又成为段氏的独特之处,也是上千年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临淄段氏研究者许智银说:“《酉阳杂俎》记载的许多宝贵逸闻轶事都有独家唯一性,‘信而有征,可补史阙’,由于段成式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古之佚文秘典,往往而在,故征引者不绝也’,后世各类书籍从《酉阳杂俎》中各取所需,广泛征引,反证了《酉阳杂俎》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价值正在于段成式所记往往是即将消失的或众人忽略的,因而尽管其所记‘极谲怪浮夸’,后人还是征引不绝。”
至于在那个崇尚儒学的年代,临淄段氏为何会热衷“杂学”,究其原因,首先有天然禀赋。段氏族人尤其是其中几个文化人,幼有才气,学识过人。段文昌以其官至宰相的高贵,为其家族创造了优裕的生活环境,他的儿子段成式“博学强记,且多奇篇秘籍”,自幼遍读典籍,“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其家族家教耳濡目染的熏陶,造就了后代著书立说的共性特点。
为了方便读书,段家自然少不了藏书,很多还是秘籍。段文昌为相二十余年,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旧唐书》中《段文昌传附成式传》云:“家多史书,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酉阳杂俎》、《乐府杂录》、《北户杂录》,内容各有侧重,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足见其家藏书颇丰。段成式还曾“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
更重要的是,段氏家族兴盛于文化开放兼容的李唐王朝,除了儒学,他们兼容并蓄,尤其是临淄所在齐地的文化风尚,段氏家族倾心吸纳。“齐国濒临大海,使它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许智银告诉本报记者,齐国的海洋文化特点培养了齐人豪爽的人格和开阔的心胸,如段文昌,少时便有齐人遗风。虽然迁居荆州,但段文昌依然保有齐人风度。段文昌一生多次入蜀摄官,又“移镇荆南”,“世客荆州”,在长安有宅,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使段成式有机会跟随父亲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段成式入仕后,亦多次出任吉州、处州、江州刺史,每到一地,他都能深入考察地方风俗,以其祖籍文化融会各地特色文化,兼收并蓄多种知识。
“可以说段氏家族家学以‘杂记’著称,是其家族以齐鲁文化为核心,兼容吸纳所迁徙地文化的结果,反映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互动影响。”许智银说。段氏家族还有思想开放,较少束缚。比如段文昌尤喜《金刚经》,段成式记载:“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段文昌的好佛喜道对段成式影响很大,段成式又“精通三教”,“尤深于佛书”,说明他儒释道兼通,思想不囿于一学,特别是与僧人、道士多情谊,屡屡有诗句提到与释道的交往。实际上,唐代段氏家族的社交圈一直很广,既有政客文人,也有僧道隐士,遍及三教九流,这对其以杂闻名的家学的形成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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