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欣慰与春兰都是“驰向黑夜的女人”。欣慰的被枪毙以及春兰的自然沉沦,哪一种结局更像是黑夜?
叶兆言:黑夜笼罩,我们谁也摆脱不了。这女人只是一个意象,她带着我们一起走向黑夜,欣慰和春兰都是我们中的一员。
记者:您把乱世背景下“和平”的南京城写得很精彩,您被很多文史学家誉为“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的人,可否为我们讲讲您小说中的历史观?
叶兆言:我心中的历史观,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在他眼中,历史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实就是还没死去的历史。现实既是因为,也是所以。为什么会有今天,因为我们有过那样的历史。而有了那样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今天这样的现实。我不赞成重写民国史的说法,作家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人要虚心一些,把小说写好了就行。小说家别装得像历史学家那样,一肚子学问和思考,没必要。小说家就是小说家,小说家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小说写好。
记者:为什么您近年来出版的历史小说都有大量的“文革”元素?
叶兆言:我真正写“文革”的小说,是十一年前出版的《没有玻璃的花房》,可惜看的人太少了。事实上,我基本上没写过什么秦淮河边的妓女,要写,也就是像这部小说中一样,稍稍地带到了一笔,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就喜欢写这个,就擅长于此,就是一个躲在秦淮河边琢磨醉生梦死,描写灯红酒绿的软性作家。为什么呢?因为说的人太多,三人成虎,于是我就成了那样的小说家,成了一个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的作家。人生充满了误解,所以也不足为奇。“文革”的话题我经常接触到,我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无非是现在被提到的多了一些。
记者:您曾经说,一直没有动这个故事,有一个原因是对伤痕文学的某种抗拒,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您对伤痕文学的抗拒?
叶兆言:伤痕文学是“文革”文学的延续,很多写伤痕文学的作家,他们在“文革”中就开始写小说了,写作对他们来说顺理成章。他们总是有那么一种写作态度,写小说的时候,真理总是掌握在他们手上,总是想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在“文革”中,他们告诉人民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对的,要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以后,又是一套,又说什么什么是不对的,要反思,要控诉,要启迪民众。反正写作者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总是有点高高在上。我的小说没有那么多的对和错,什么反思呀,什么控诉呀,这都不重要。“文革”是一种历史,更是一种现实,如果可能,我能做到有一些原生态的描写就足够了。说到底,小说还是虚构的真实,要依靠想象力,因此,我的小说绝不是什么伤痕文学,不是写到伤痕就是伤痕文学,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书中吕武问:“今天的中国还有像点样子的文学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兆言:当然不是没有。我们应该谦虚一点,但是要说真心话,我觉得当代文学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么差劲。有一大群人在默默地写着,在努力着,这就是现实。当代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大家默默地在写,都在添砖加瓦,最后要靠一种合力,让中国的当代文学真正像点样子。
记者:您在小说中写到“我”的创作状态也是很勤奋的,小说中的作家几乎除了阅读就是躲在屋里写作。这是您每天的真实状态吗?写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叶兆言:我没有别的爱好,我就是那个很枯燥无味的人,我总是在写,在写。有一个人在往山上推石头,不停地推,这石头又不停地往下滚,这是一个作家的标准形象,也是一个作家的尴尬处境。我们能把石头推到山顶上去吧?显然不能,但是我们还是在推,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推下去。作家就是那些抓着自己头发想跳开地球吸引力的书呆子。
记者:海明威是个高产勤奋的作家,据说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但到了晚年他为自己写作能力衰竭而恐惧。您有时候会对写作有恐惧感吗?会不会感觉写作能力在衰竭?
叶兆言:从开始写作的第一天,我就有这样的恐惧。从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怀疑自己已经江郎才尽。我从来都不自信,现在还这样。如果说海明威勤奋,在这方面,我跟他有一拼。
记者:您曾说因历史原因接触现代作家作品较晚,造成了“营养不良”,能给现在的年轻读者推荐几本对您影响较深刻的外国文学作品吗?
叶兆言:我是现代文学研究出身,在这方面,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过剩。现代文学的成就远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至于读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现代文学作家都是这样,鲁迅也是靠外国文学起家的。我不想推荐什么作品,对我有影响的太多了,我要是开个书单,感觉就像在卖弄。一句话,别相信专家的推荐,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吧,阅读很美好,阅读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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