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老书局”
2014年07月2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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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巴金后来也做了编辑,搞了出版,他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做一点积累的事情。”这就有了上述《文学风雷》提及的两家“老书局”。
“从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营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迫于形势收摊,实际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先当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经理,解放以后,又野心勃勃,联合了他的两个弟弟,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贩卖精神鸦片烟,大肆兜售西欧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著作,广为招徕生意,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新文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
以上这一段奇文,引自“文革”中“巴金专案小组”整理的材料——《巴金是反动的文化资本家》(载上海作协《文学风雷》,1967年第2期)。在“文革”那个语境之中,“商”就是资本家,而出版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以及赫、车之类的作品,也就等同于“抵制”与“争夺”。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还是那一册《文学风雷》,其中有“大批判”的文章讥讽解放后唯一始终没有向国家领过薪金的巴金,又嘲笑巴金夫人肖珊给《上海文学》当义务编辑也不拿薪金,说那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如今不知有没有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如果收集、整理、辑印《文学风雷》之类的“文革”《文选》,让后人开开眼界,也是“大功德”矣。
闲话少说,转回来说说所谓巴金“罪行”之一的“兼营出版社”。
作家以笔通向“老书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巴金为什么要干出版这一行?当年“开明”的叶圣陶看到巴金的书稿,认为可以发表,就安排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后来巴金说:“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
于是,巴金后来也做了编辑,搞了出版,他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做一点积累的事情。”
这就有了上述《文学风雷》提及的两家“老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生社”)和“平明”。
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创办于上海的一家小书店,当时曾以在日本的巴金的名义编辑《文化生活丛刊》,后来巴金返国,也加入了这家书局,而这家书店迅即给当时以牟利为风尚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
“文生社”的同人又创刊了《文学丛刊》,它宣告:“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这也是“文生社”的做派。巴金后来回忆“文生社”时说:“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这说的就是年仅34岁的陆蠡。
抗战中,编辑陆蠡在上海租界被捕,又被转送到日本宪兵队,日本军官审讯时向他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而诚实的陆蠡竟然认真地回答说:“这绝不会成功。”他还对难友说:“我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陆蠡因而遇难。
“文生社”就是由这样的一批君子所组成,比如巴金,他“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他不取一文薪金),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巴金曾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他还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这是巴金的口头禅。
“文生社”可谓巴金的“亲子”。在抗战的硝烟中,巴金曾先后开设了广州、桂林等地的分社,不幸日本飞机炸毁了广州分社,后来巴金还委托黎烈文去寻找开办台北分社的房子。后来“巴金专案小组”发现了黎的回信,竟如获至宝,他们荒谬地声称:“巴金原来是准备跟着蒋介石一起逃往台湾的……”
1949年12月,巴金又创办了一家专门从事世界文学名著翻译介绍(尤以苏联与旧俄时代的著作为主)的平明出版社,巴金亲任董事长兼总编辑。老板和编辑是专门为人“做嫁衣裳”的,于是有人说:如果巴金不涉足出版,他的《文集》就可能要多达四五十卷了。诚哉斯言。
然而,以巴金的声誉和作风,“平明”曾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翻译家供稿:卞之琳不惜和领导闹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给巴金的“平明”出版；焦菊隐表示自己“十分愿意尽微薄之力帮‘平明’,以后有稿子当尽先选好的送‘平明’”,焦菊隐还有一封信为巴金出谋划策:“‘新华’的发行网大,‘平明’将会受点影响,但,他们的译本不太好,也就无关了……这得等批评家和读者来决定了。”然而,这在后来竟成为批判巴金“明火执仗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的口实了。
终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公私合营”的大潮涌来,“平明”就消失了,而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也消失了。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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