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与个性
2014年08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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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庆利
最近我所在的英国组的首席研究员招了一个本科刚毕业的英国男生来做一个小课题。男生20岁出头,金发披肩,旧T恤,破牛仔裤,青春逼人,英气勃发,眼中写满恃才傲物。而我们的首席研究员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名极度严谨、有明显强迫症的单身主义英伦绅士,按照中国的标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即便从学术上讲,首席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称得上绝对的国际权威。
就是这样一位前辈级人物,和小男生交流课题时,从来都是一把年龄的首席从办公室出来,站在或坐在男孩的旁边,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交流。很多时候,小男生似乎爱理不理,但争执起来丝毫不示弱,满桌的文献稿纸被画得张牙舞爪。
茶歇时,小男生从不喝咖啡,也不加入我们的闲谈,独自喝着酸奶,俨然与我们这帮中年“大叔”界限分明。回到办公室,有了新想法就喊首席的名字,从不主动去汇报,然后首席就大步流星疾步走过来。这让已经习惯于中国式尊老爱幼的我替首席愤愤不平。
不过这一老一少似乎从来不在乎,半头白发的首席总喜欢抓着花镜站在男生桌前谦逊倾听。这幅画面与我的愤愤不平,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差异(Culture Gap)。
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国,没准他已成为办公室的“边缘化”人物,甚至是领导眼中的“异类”,即便智商超群、才华盖世,从此也许不再受重用,甚至在“冷宫岁月”中自生自灭。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就此少了一位未来的国际权威、知名科学家。
我从小深受“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熏陶,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实质性区别——既是一种文明礼仪,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老首席和小男生反映出的,则更多是中英之间对于个体、个性的尊重与包容程度的不同。说到底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思想观念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影响的也许是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创造力。
毫无疑问,创造力、创造性思维总是与个性相伴而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关系的例子实在太多,那些唐诗宋词的名家才子,几乎个个都极具个性甚至浪荡不羁。当代天才式人物,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皆属此类,即便那些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也可从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窥见一斑。就我从事的科研行业的同行而言,也大体能反映这二者的关系。
个体的创造力得到怎样的发挥与舒展、能不能上升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创造力——中西方之间因为对于个体与个性尊重包容程度的不同,从而在整体创造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我观察,在英国的公众场合是没有所谓“异类”的,只要你的行为不违反社会公德、公共规范和当地法律,你可以尽情展示个性,哪怕你创造性地认为自己来自火星,别人也会对你的创意投以善意的笑容甚至欣赏与鼓励。而在中国的街头,你可能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被异样眼光围猎。
社会的整体创造力都是由每个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汇聚而成。没有对社会个体的尊重、对个性的宽容与鼓励,很难有整体创造力的提升。
反观我们国内的环境,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的重点已不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而是怎样考取高分、取得将来能更好踏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及怎样“为人处世”,这种入世哲学思维的训练甚至会陪伴我们终身。直到有一天,我们步入中年,锐气尽失,圆润中庸,人情练达,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依靠经验主义与半世经营的资历成为各领域所谓的前辈与领军人物,不过伴随而来的也许还有创造力的丧失。这也是当下中国的一种很好的个体自我保护方式,姑且美其名曰“情商”。
对于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乔布斯在五十几岁的年纪仍然可以打破电子工业的指挥棒“摩尔定律”,用经验主义与创造性思维的完美结合,重新引领一个消费电子领域的新时代。
回到开头的小男生,年少轻狂也好,恃才傲物也好,这些只是成长的阶段,与个性的好坏、创造力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没准到了老首席的年纪,他也会成为谦逊和气、绅士风度的业界大牛,用老首席的方式与那些小男生交流,并分享不同年龄层次的智慧和成果。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副教授、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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