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之父镜头下的抗战中国
——荷兰导演伊文思纪实台儿庄大战
2014年08月0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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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在台儿庄关帝庙附近拍摄的战后景象。
  伊文思在拍摄《四万万人民》。
  《四万万人民》。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一位荷兰人用电影胶片记录了中日两军的激烈交锋。这个离台儿庄战役最近的外国纪录片导演后来回忆说,“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他叫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生于荷兰,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
  日本入侵中国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伊文思在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历时半年,摄制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记录战火中的中国。在当年的烽火硝烟中,他们是怎样克服种种困难完成拍摄的呢?
□李海流
  曾受到蒋介石夫妇约见
  1938年1月21日,摄影师卡帕和费恩豪特到达香港,导演伊文思从美国飞往香港。这三个人,就是伊文思中国摄制组的全部成员了。伊文思知道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惨烈和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临行前就和制片人约定了暗号,摄影师约翰·费恩豪特的名字在这些暗号里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约翰病”,代表他们遇到了困难,被关进了牢房,赶快联系美国或荷兰领事馆相救;“约翰病重”,代表他们被日军抓了,赶快把他们弄出来;“费恩豪特病”,那是摄影师真的病了,需要医疗方面的救援……
  2月16日,三人会合后首先采访了宋庆龄,随即飞往武汉。他们向国民政府新闻局报告了拍摄计划后,得到一个和蒋介石夫妇共进下午茶的机会。摄制组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洽谈了有关拍摄事宜。在《摄影机和我》中,伊文思回忆:“蒋介石的头脑和姿态都是典型的军人,他听了我们的拍摄计划,但没有说什么。”而宋美龄在这次见面时给伊文思的印象是“一个妩媚动人、精力充沛的妇女。这种魅力是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她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这次见面后,即将拍摄的《四万万人民》成了宋美龄亲自过问的“宣传项目”,她给伊文思指派了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作为联络人,为其提供“协助“。原来,由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宋美龄对伊文思一行心存戒备。后来伊文思发现,黄仁霖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协助,还要审查拍摄剧本,所有的拍摄内容只有得到宋美龄允许才能获得批准,而摄制组的行程也被限定在汉口范围内。整整四个星期,伊文思的拍摄计划毫无进展。经过一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周旋,摄制组终于获准前往台儿庄前线取景拍摄。
徐州采访李宗仁
  4月1日,伊文思一行从武汉动身前往中国抗战的最前线,也是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台儿庄。这时,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台儿庄周围鏖战了半个月。
  为了顺利完成台儿庄前线的拍摄任务,摄制组在武汉聘请了两个中国人做助理和脚夫。另外黄仁霖又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对拍摄内容进行审查的杜将军(未具全名),另一个人姓黄,原本说是中国某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拍摄,结果到达火车站时,这位“黄先生”变成了身着军装的“黄上校”——又是一位审查官。
  4月3日早晨6点,摄制组到达徐州火车站。一下火车,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站台上躺着4个快要死的平民。“其中一个还在慢慢动,”伊文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中非常独特的情绪。”伊文思的摄影机对着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拍摄了他们到达徐州后的第一段胶片。
  当天下午,摄制组见到了正在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大战正在进行,李宗仁只给了他们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李宗仁在桌子上勾画了一幅台儿庄大战的草图,为摄制组介绍战局。这段影片是由卡帕掌镜拍摄的。伊文思说卡帕拍下了这场战争中难得的镜头,“很显然,我们到的正是时候,中国军队包围了日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他的军队是团结的。”伊文思对李宗仁的印象是“长得矮小结实,性格开朗”。
见证台儿庄前线作战
  当晚,摄制组再次乘上火车,继续向台儿庄进发。沿途皆是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轰炸,火车灯光全部关闭,在一片漆黑中行进。
  4月4日清晨,他们到达了设在台儿庄南部杨家楼村的前敌指挥部,中国军队的前线指挥官孙连仲接待了他们。孙连仲对他们说,日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中国军队,但到了巷战,大炮不如手榴弹有效,手榴弹没有大刀有效。伊文思记录了一句这位中国军人的决绝之语:“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4月5日,摄制组采访到一线士兵。摄制组成员卡帕总是追着枪炮跑在前面,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在第一时间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在一处火炮阵地,中国火炮观察手把瞄准望远镜借给卡帕,让他看到了几公里外的日本阵地。中国炮兵甚至为摄制组拍摄而进行了一次炮击,对面的日本阵地冒起浓烟。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没能拍摄到。炮兵观察所却在这时招致了日军的报复性炮击,摄制组赶忙转移到一个旧谷仓里。
  也是因为这次炮击,他们受到了第一次教训。伊文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杜将军郑重其事地说,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摄制组人员很快便学会了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这句中文在后来的纪录片拍摄中用上了。为了保持画面的自然,拍摄对象要尽可能地不看镜头。他们就“现学现卖”,在摄影机旁用中文说:“不要看。”
  4月7日一早,一位中国军官兴高采烈地来到摄制组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而伊文思等人对这条好消息的反应却是“我们几乎要疯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拍到一个真正的战斗场面,战斗却结束了。此时能做的只有尽快赶到台儿庄去弥补一些战后的镜头。到了台儿庄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正朝他们前进的方向飞来。伊文斯他们在一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他们趴在地上,面部朝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躲过了一劫。
用镜头记录战后台儿庄
  下午,当伊文思一行进入台儿庄时,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一片战后废墟。城墙上满是炸坑和弹孔,城内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一座教堂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教堂,请勿骚扰”,而门后的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地的碎砖。
  借助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镜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的台儿庄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有几处房屋余烬未熄,一座神庙的屋顶被炮火整个掀翻,椽子散落在神像周围。地上都是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半烧焦的木片和散乱的电线挡住去路。举目四望,可以看到每个城门的郊外多处日军的焚尸堆余烟未尽;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破,箱柜残败,阒无一人……历经400年繁荣的运河小镇台儿庄彻底被毁于密集的炮火中。
  摄制组在战后余生的庄寨内拍摄,三个老人在一个墙角挤成一团,呆呆地注视着眼前一个孩子的尸体——那可能是他们的亲人。当摄影机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捂着脸惊叫起来。原来,摄影机看上去像一个黑乎乎的武器,而端着摄影机的费恩豪特此时头上正戴着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个“纪念品”——日军钢盔。
  4月19日,伊文思一行到台儿庄周边战场上去拍摄战争的想法最终没能如愿,只能从徐州返回武汉。摄制组还一度想去延安拍摄,由于国民政府的阻挠,他们未能成行。在汉口,伊文思一行与周恩来见面,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那架“埃姆”摄影机及胶片赠给中国电影工作者(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伊文思和费恩豪特拍摄了一些空袭的镜头后转移到广东拍摄,7月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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