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看——
沈从文后半生:偏离时代航线的孤舟
2014年08月2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1957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照例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清晨的外滩白渡桥上,游行队伍人潮汹涌。远处的上海大厦,沈从文站在10楼的房间里望着窗外:白渡桥上,喧嚣的人流如潮水般聚集,“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江边的艒艒船里,小婴孩却在做着他的美梦。沈从文出神地看着这艘偏离了时代亢奋的小船——喧闹终于吵醒了船的主人,他没有加入游行队伍,而是一个人拿着网兜捞起了虾子。
沈从文拿起笔连着画了三幅速写:画的中心是游行队伍,但他依然为那艘艒艒船保留了一个角落。57年后,这幅画被编辑选中,成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的封面。
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不止一次表达对这个封面的喜爱,他将这幅画看成是沈从文后半生和时代关系的隐喻。“沈从文不是一个英雄,他不会跳到游行队伍前面说:‘我要抵抗你,我要反对你!’他是远远地偏离时代,然后找到一个非常不起眼、大家都会忽略的角落,做自己的事情。”
□本报记者 吉祥
从“悲剧转入谧静”中与文学告别
1948年暑假,身心俱疲的沈从文,应好友杨振声之邀到颐和园霁清轩消暑,一同前往的还有冯至一家、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等人。在霁清轩,46岁的沈从文似乎放松了下来,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也如同回到了“情书时期”。
7月30日夜,沈从文见次子沈虎雏在看《湘行散记》,父子俩聊起了文学。沈虎雏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托尔斯泰旧译)。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沈从文耐心解释自己的确“比不上”,但也表示“一定要努力……写个一二十本”。
沈从文与朱光潜、梁思成等好友不时相聚对谈,霁清轩的生活可谓“风雅”,但沈从文内心深处的焦虑与痛苦并没有消除。外面内战正酣,从抗战结束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使沈从文忧心如焚,战事还在蔓延,“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
政权更迭之际,文学不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变化的影响。1948年11月7日晚,沈从文、冯至、废名、钱学熙等人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这场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红绿灯”之争上,沈从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此时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政权即将倒台,沈从文的旧识陈雪屏赶来北京“抢救学者教授”,劝沈从文一家南下,但他最终选择了留下。不过,他的内心依然有深深的不安,在他看来,传统的写作方式都得放弃,也明白人近中年的自己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没有料到自己很快会成为重点批判对象。1949年初,北大墙壁上出现一张大字报,抄录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对沈从文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张新颖说,重抄这篇文章的威力比当初发表时更大,“这表明,使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面对重重压力,沈从文的精神状态急速下滑,“不毁也会疯去”,并经常流露出自杀的念头,在他的文章中频繁出现“牺牲”、“休息”、“解放(解脱)”这些词汇。
1949年3月28日上午,精神崩溃的沈从文在煎熬数月后,在家中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亏被张兆和的堂弟发现并及时送到医院,方才没有酿成悲剧。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与张新颖对谈时说,经历大时代巨变的人很多,沈从文之所以会精神崩溃并自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跟他过不去了,他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活得没价值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后,沈从文从“悲剧转入谧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思考。“当他死了又活了过来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让他死了。”张新颖说。实际上,沈从文的确在不断自我反省中迎来了“新生”。他看了《人民日报》写女英雄的事迹,被深深打动,继而开始对自己的文学理念产生否定,“把我过去的文学观点全毁了”。他也开始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但事实确如他体验的那样,他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完全在孤立中”。在此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他的好友巴金、丁玲等成为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而沈从文却连代表都不是。
在这年写给表侄黄永玉的信中,沈从文除了邀请黄北上,也表达出转向文物研究的想法,以此“为人民服务”,“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一样样做下去”。此后,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愿意从文坛退出,转而从事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张新颖在书中说,沈从文讲话的口气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在工艺品中搜寻民族历史
从革命大学毕业后,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其间他还干了一年的博物馆解说员,后来很多人为沈从文的这段遭遇不平,但在张新颖看来,这一年是他在博物馆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多年以后,沈从文的听众中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文物专家——孙机。孙机回忆:“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
然而他的文物研究从一开始便承受了多重压力。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在学界,沈从文的研究起初并没有得到认同。学术界有其“等级”,在文物研究领域,最高的等级是青铜器,然后是名人书画之类。“研究古代一块布和布上面刺绣的花纹,在大家看来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陈思和说。
张新颖说,沈从文年轻时在湘西当兵的时候,就对这些小物件情有独钟,他的背包里装着各种收集来的杂物。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沈从文依然不改收集杂物的爱好,这在领导和同事的眼里是不务正业。1953年,沈从文成为了历史博物馆的反面典型,馆里弄了个“反浪费展览”,展出的都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有沈从文买的布,明朝的兵书(里面刻着敦煌的画),而且要沈从文陪同来看,这当然是一个侮辱的形式。”沈从文却说这反而使他“格外开心”。他丝毫不怀疑这些所谓“废品”的意义。“他从很普通的东西上面看到创造这些东西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智慧。这些杂乱的东西连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张新颖说。陈思和则认为,这与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血统有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服饰最多是个美感问题,可在少数民族眼里,它们有一种记忆的积淀”。
远离文学,沈从文得以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避免成为风暴中的人物,但“文革”中他依然未能幸免,他被安排去打扫厕所。1985年,已经走入人生暮年的沈从文在受访时说他“文革”最大的贡献是打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这时,女记者上前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出人意料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什么话也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