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萱体内取出来的12根针,有两根是缝衣针,十根是注射器针头。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摄
◤医生给子萱做手术。 本报通讯员 杨建军 摄
▲术后X片显示,子萱体内已没有钢针。
本报通讯员 杨建军 摄
28日上午6时许,子萱的父母就匆匆赶往北京儿童医院,等待手术通知。7时45分,子萱妈妈刘玉香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半小时后,子萱父母将还在输液的子萱抱上医院推车。看着手术室门关闭的那一刻,刘玉香失声痛哭。
等待手术时,刘玉香一个人在手术室外的楼梯上呆坐着。面对媒体提问,只是简单地摇头,不说话。而只要手术室门打开有孩子被推出来,她便会冲过去,看是不是子萱。
12时许,历时三个半小时的手术结束,儿童医院基础外科、骨科、泌尿科等八个科室十余名专家主任组成的手术团队,从小子萱体内取出了全部12根针。听到这个消息,刘玉香兴奋得差点晕厥过去。
基础外科主任医师陈永卫介绍,孩子体内的针分布范围比较广,涉及多器官多脏器,单腹腔内就有四根,分别靠近肝脏、肾脏、脾脏和腰大肌,其中脾脏和腰大肌部位的两根针尤其难取,手术难度很大。
为了尽量减少对子萱的身体损伤,医生先通过腹腔镜手术,把肝脏、子宫、盆腔部位的针取了出来,然后再由骨科在B超定位配合下,取出肢端的5根针。
骨科主任张学军称,之前他认为金属针会随着孩子的活动不断移位,即便有B超定位,一下子要把12根针全取出来也不现实,没想到这次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最后一根针还是我取出来的。”
手术结束后,医院立刻为小子萱拍了一张片子,显示小子萱体内12根针已经全部被取出,且无任何残留。张学军还介绍,这12根针中有10根是注射器针头,两根是普通的缝衣针。此前,刘玉香说自己在子萱大腿处拔出过空心的医用针头。
据了解,手术后的小子萱还处在麻醉清醒期,医院要进一步监测子萱的生命体征,防止出现出血、感染等意外情况。如果一切顺利,大约一个周后,小子萱就会康复出院。
一个家庭揪心的北京6日: 医院里打地铺,想带子萱去天安门
本报特派记者 戚云雷
如果不是女儿得病,已到不惑之年的范光生也许没有机会去北京。
在此之前,范光生一直在家务农打零工。10月14日,他第一次出远门,跟村民到临沂打工,“给人家装消防管道,一天120块”。然而,刚到临沂第五天,家里就打来电话,说女儿出事了。他当天紧急打车往回赶,回到高唐老家已是夜里10点多,而临沂这几天挣的钱全花在了这趟打车上。
第二天,他和妻子刘玉香带着小子萱来到济南的大医院,医生告诉他,体内一次扎入12枚针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稳妥起见,建议他去北京就诊。
22日下午,抱着一丝希望,范光生和堂哥带着小子萱直奔北京儿童医院。范光生说,他最怕医生突然告诉他,说他们也治不了,让去别的医院试试。
幸好,北京儿童医院接诊了。
23日,经过医院专家会诊,初步确定了手术方案,但在具体的手术费用上,医院始终不肯透露,只对范光生用了“高额”两个字来形容。
来北京之前,范光生只带了两万多元钱,而且是现金,老实巴交的他都不知道银行卡为何物。第一天挂号、拍CT,就花了1300多元。看到检查单上每项费用都写着“×3”,一算可能要3000多元,这让他不禁感叹囊中羞涩。
由于极少出门,范光生对北京感到很陌生,甚至有些惧怕。担心迷路出差错,他都不打算去住小旅馆,宁愿在医院走廊里打地铺。
24日,在医院协调下,子萱办了住院,住院费一下子就交了两万元,这几乎掏光了他的腰包,一起来北京的几个人只能节省再节省。
在北京的前四天,几位家属每天晚上都居无定所,不是在医院候诊区的长椅上凑合一夜,就是找小旅店三个人挤一张床。来北京后接的电话挺多,眼看话费花了好几百,范光生心疼得很,赶紧去办了个北京号。
医院规定,仅每周二、四、日14:30至16:00,家长可探视患儿,但范光生夫妇还是坚持到病房外守着。见不到子萱更加剧了思念,每次有家长带着孩子从病房内走出来,刘玉香都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急切地问他们,有没有看到某某病房内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照顾得好不好。
由于担心被人说是炒作,范光生一度坚持不接受捐款。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他的态度也慢慢转变。在小子萱治病期间,不断有爱心人士给捐款,两天就捐了超过16000元。为记住这些好心人,范光生特意买了一个小本本,认真记下每一笔捐赠。
28日,小子萱手术顺利完成,一周后就可以出院了。而刚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子萱的表舅刘玉飞就和范光生打趣说,等子萱的病治好了,要带着她去看看北京天安门,“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如今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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