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观后自沉吟(下)
2014年12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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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如今,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多年之后,回顾“摘帽右派”岁月里自己的种种表现,深感愚昧可悲。
作为“摘帽右派”,有许多文件我无缘听取传达,偶尔听到一次则如获至宝。为了弥补听不到传达的不足,我就特别抓紧时事政治学习,反修的“九评”啦,毛主席对文教战线表示不满的一个个批示啦,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啦,我都认真阅读,务求“紧跟形势”。因此,当1966年6月初“文革”风暴呼啸而起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意外,倒是有几分兴奋,觉得表现自己“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机会降临了。校领导第一次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报告竟是让我参与起草的。但是两三天后我的档案材料就以大字报形式公布出来,学生们知道了我的“摘帽右派”身份,立即义愤填膺地批斗我的“右派翻天”罪行,同时抨击校领导“重用右派,招降纳叛”。
我作为“群众专政”对象,多次挨过痛打和凌辱,蹲过“牛棚”(禁闭)数月,又被“监督劳动”数年。我受到了“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摧残,也感到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抚慰。妻子(小学教师)受我的连累也遭到大字报围攻,对我却从无怨言,总自责对我照顾不够。在我遭到第一次抄家后,短期客居、和我同住的年逾古稀的老母被赶回老家,而且不准我请假护送,母亲临别时嘱咐我:“阴天要当晴天过,晴天要当阴天过,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大串联期间,已经上了大学的往届学生曾有两三批到“牛棚”来看望我,仍然亲热地叫我老师,表示不会忘记我认真教学付出的心血……这些都给了我无形的力量,使我打消了轻生的闪念,增强了“挺下去”的决心。1971年林彪事件后,学生复课,革委会让我重上讲坛,同时教5个班的语文课。我一面教课,一面挨斗,就是说,上一节是语文课,我作为教员在台上讲课；下一节是“大批判”课,我就站在学生面前低头弯腰,接受学生的批斗。文化教员和反面教员集于一身,双重角色在同一些学生面前交叉上演,这种体验可谓百年不遇,这种景象可谓教育史上的奇观。
邓小平同志复出,大抓“整顿”后,学校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我的处境也有所好转,校领导让我担任了“副班主任”,1976年又让我担任了班主任。我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但政治风向变幻不定,大家正在为邓小平的整顿叫好,忽而又开始“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等,和教育战线直接有关的则有对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的宣扬。上级只要有指示,就不能不响应、拥护。我唯恐犯方向路线错误,终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对此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大约是1976年夏天,我借了一辆地排车去买蜂窝煤,我和妻子轮换着排队,等了两天两夜(其间还淋了一场雨)也没有买上,后来还是托人走后门才买到。可是“最高指示”总是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我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我认为自己看到的只是局部的表面的现象,而领袖却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这正说明领袖的英明。
“文革”期间曾经流行“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这和当年反右派运动中的说法“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迥然不同,因此曾经一度掀起右派翻案风。我也蠢蠢欲动,由于亲友的坚决制止,没敢有所行动。后来翻案风被打了下去,参与翻案者受到了惩处,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由衷感谢亲友的劝阻。有一次在“斗私批修”会上交代了内心曾有的翻案想法。有的人说我是借着“斗私批修”的名义来放毒和试探,不过军宣队并没有采纳。“文革”即将结束时,给我做了“不再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政治结论。1978年冬,我听说中央下发了“55号文件”,要重新审查反右派运动的问题,这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亲友们也纷纷劝我提出申诉。可是我想到风向多变,害怕偷鸡不着蚀把米,害怕一念之差会使多年的改造成绩付诸东流,因此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山东医学院“55办公室”的焦科长来找我,问我对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看法,我还吞吞吐吐。他明确表示我属于错划,可以改正,我才敢提出申诉。1979年1月24日,中共山东医学院核心领导小组下达了为我“改正错划右派、恢复政治名誉”的通知,真让我感激涕零。
如今,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多年之后,回顾“摘帽右派”岁月里自己的种种表现,深感愚昧可悲。那么,我能不能早一些觉悟呢?平心静气地设想一下,在我那种身份、那种思想基础、那种处境下,阅读范围仅限于上级规定的学习材料和公开报刊,没有任何另外的思想资源,突破愚昧状态、识别路线错误的觉悟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再进一步设想一下,假如我较早地觉悟到路线政策的失误,结果会怎样呢?也许不只会感到鲁迅所说的“觉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而可能有类似张志新的遭遇(虽然不会有张志新的境界)吧。
愚昧之外,我还做了些亏心事。如果说愚昧可以原谅,亏心事却是不可原谅的。
1964年春天,山师中文系的学生到附中实习,我负责指导四人,其中常效全同学承担讲授的课文是杜甫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规定是用两个课时。他觉得讲八句诗很难填满两个课时,我让他要“放得开”,可以结合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旁征博引,打开学生的联想和想象空间。他在讲课中果然这样做了,课堂效果不错。但在评议时山师中文系的带队教师却认为他的讲课有严重偏向:不能紧扣课文；而且,带队教师认为,脱离课文的几个例子大都是我建议常效全讲的。我内心对带队教师的意见是不以为然的,但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既不敢据理力争,又不敢承担“指导不当”的责任,眼睁睁地看着常效全评了个较低的实习成绩。不知这成绩对他的毕业分配是不是有所影响?
1965年寒假,我校开展了“四清”运动,我是全组第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我过关之后,全组把批判重点转向ⅹⅹⅹ的“经济不清”问题。这时校领导郑重地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为批判ⅹⅹⅹ做重点发言。我问有什么具体材料,校领导说:当然有材料,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主要是狠打他企图蒙混过关的态度,火力一定要猛,这是领导上对你的考验。我果然做了一篇空洞无物却声色俱厉的发言,从挨整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打手。但直到运动结束,ⅹⅹⅹ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结论,不了了之。
一方面下决心“老老实实认真改造”,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再犯错误”,一方面又做出这样的亏心事,可见这“认真改造”、“不犯错误”都是要加引号的,其实是把利害之心置于是非观念之上,坦诚、正直的为人品质都可以弃之不顾了。当时也感到纠结,但不敢深究。直到“改正”、“归来”后,才开始清理和洗涤心灵上的这些污垢。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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