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座”到“逃课”
2014年12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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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放
大学生不愿意上课,甚至厌课、逃课成风,究竟说明了什么?该反思的,恐怕不该只是大学生、大学教师或者学校本身吧?
以前的大学里极少有逃课的大学生。再远的就不提了,就说离我们较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吧。《北大回忆》的作者张曼菱在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时称,当时的学子们在燕园总能有幸听到一些名教授的课,如王力、吕祖缃、林庚、朱光潜等。而那时要想听这些老师上课,学生们上课前就跟“打仗”一样去提前占座,上课像过节一样。她说得没错,就是普通老师授课,学生们也都能积极参与,绝无逃课现象。哪怕有临时开办的讲座,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尽量省出时间前往聆听。
也是,当时的大学老师,多是刚刚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靠拨乱反正才重返讲台的。一些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名家、教授们还健在,他们学问高深,甚至学贯中西,听他们的课让人受益无穷。那也是刚结束“十年动乱”的年代,大家的心气儿很高,不仅老师们自由度大,政治逐步走向开明,社会的宽容度较高,全社会也都呈现出一种向上的力量,对学术研究、独立思考、精神追求等有一种全民喷发的势头。用邵燕祥的话说就是“有限度的复活”。
本人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九十年代初开始在高校教书,也是个从“占座”到“逃课”的见证者。好在我的学生基本上给足了我面子,我的课堂鲜有逃课现象。但据我观察,自从上世纪末至今,逃课现象已极为普遍。以前大学生上一些老师的课要占座,而如今却堕化到要“逃”的程度,真令人感慨、叹息、惋惜!观现今的大学校园,逃课已成一大风景,学子厌学成风。别说是正常之上课,就是有什么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们开讲座,也早没那么火爆了。即便有师生前来捧场,现场听众也是稀稀拉拉。如果看见有成群而来的学生,也多是院系辅导员代发的强制性行政命令的结果。目前占座现象也存在,甚至很疯狂,可惜不是为了听课、听讲座占座,而是为了考研。
无独有偶,作家蒋方舟笔下《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中的清华校园,也是逃课成风,学子们少有对学问的探索和对精神的追求,反倒是对房地产、就业、赚钱、竞选学生会干部、各种资格考试等情有独钟,并为此不停地奔波。她坦言,现在的大学与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样,模式一样。《寻找北大》的作者钱理群教授称当今大学生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学生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从“占座”到“逃课”,如今的大学何以如此?是大学生们变得更势利、现实了,还是大学教师们的授业本领降低了,没了吸引力?是整个学术或社会环境使然?抑或是我们的大学在学业导向、课程设置,尤其是在大统一的模式下与大学精神的逐步矮化有关?这恐怕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说到底,恐怕还是大学对学术、独立、斯文、民主、风骨等的坚守少了,反倒对献媚、应景、造假、忽悠等的追捧多了。学生逃课不好,可是反问几句:大学的课程设置合理吗?教师们的授课有知识含量吗?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大学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创新性何在?否则,学术造假、大学衙门化、金钱主义盛行以及罕有重大基础性研究突破等,就不会那么遭人诟病了吧?
大学生逃课,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十分费解,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大学生不愿意上课,甚至厌课、逃课成风,究竟说明了什么?该反思的,恐怕不该只是大学生、大学教师或者学校本身吧?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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