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泳在家阅读由自己编撰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由山东省图书馆研究员徐泳编纂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著录了济南地区历朝历代的文人著作。这些为进一步丰富和改写济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本报记者 陈玮
教书先生蒲松龄的“穷酸”
见东家时仔细揣摩心思,生怕得罪；向东家请假去看看朋友,还要思忖半天；东家没按时给教书钱,自己却顾着体面不敢要,还要跟东家赔笑；吃的是斋饭,盖的是破被；教的课少了,东家嫌先生懒,教的课多了,学生与先生结仇；夏天苍蝇纷扰只能用蒲扇驱赶,冬天寒冷难耐学生皆散只剩老师自己。虽然教书先生苦,但是不教书也没别的可干。蒲松龄将自己艰苦困顿的教书生活,以自嘲的方式编成小曲,最后发出感叹:谁说万般下品,这高些不过五斗腰折。
几百年后,这部收录在《聊斋文集》中的小曲《学究自嘲》,出现在《济南历代著述考》“蒲松龄”的词条下,与蒲松龄其他71种著作排列在一起。每种著作标明了卷数、不同版本以及收藏于何处,有些著作在条目旁还附上了原书的图录。翻阅这些庞杂的著作,原来蒲松龄不仅有享誉后世的《聊斋志异》,还有《日用俗字》、《帝京景物选略》等教授学生用书,《问天词》、《慈悲曲》等鼓词小曲等,在人物的小传下,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着。
以同样的体例,《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了济南2900余人的著作7000余种,从先秦的扁鹊,到清末的郭连科,按人物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总数占山东省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这跟济南疆域的范围不无关系。”《济南历代著述考》主撰者徐泳说,“既然是《济南历代著述考》,那么‘济南’的概念就有必要确定清楚。”济南之名,起于汉初,最初称为“济南国”,到明代以至清朝雍正前期,济南府属四州二十六县,几乎占全省三分之一,德州、泰安、武定和滨州等地都隶属于济南府。
“所以,《济南历代著述考》不仅囊括今天区划属于济南者,比如历城马国瀚、济阳张尔岐等,在其他时代隶属于济南府的,也一并收录。”于是,淄川(今属淄博)蒲松龄、新城(今山东桓台县)王士禛等文坛重量级“大腕”及其著作,也出现在这部110多万字的书中。这意味着,从广义上来说,提起济南的名人,不再只有李清照和辛弃疾。
“诗文集在济南的各种著作类型中是最多的,占一半以上,这与济南是省会城市有很大关系,各地士子文人过来赶考,聚在一起时难免唱酬一番。”而作为济南特有的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山水名胜,自然会频繁被文人们拿来唱咏。
嘉庆七年,李元春到济南拜访好友陈茂才,两人共游千佛山,在山上遥望马鞍山和华山,二人唱和吟诗,诗作收录至《二南文集》。这段佳话被记录于《二南文集》的小序中,并载于百年之后的《济南历代著述考》。
翻看附于其后的书名索引,《明湖韵事》、《华不注山房诗》等作品,都成为文人雅士寄情于济南山水的铭记。
鸥盟诗社里的惺惺相惜
很多文人故事也被《济南历代著述考》记录其中。
书中,历城范坰《新齐音》一条中记载:范坰十分擅长诗古文辞,曾与周二南、谢问山、何岱麓等,在大明湖上结鸥盟诗社,常以七十二名泉为题作诗文。
一个以诗文结社的美谈由此引出。徐泳在编排人物及其著作时,特意将同年、同科人士排在一起,通过他们的作品目录,就可发掘出他们交游的关系。
翻阅《济南历代著述考》,与范坰著录相邻的历城诸生李醉琴,其《醉琴诗》有范坰之序,称李醉琴诗“流利稳成,出尘拔俗”；与李醉琴相邻著录的历城诸生陈葑,其《淡简斋诗草》中收录了寄给李醉琴的诗；历城恩贡周乐的《二南文集》序中,则详述了周乐帮助陈葑料理他父亲的丧事；收录于马国翰文集中的《花朝日偕周二南(即周乐)、王秋桥、谢问山、朱退旃、李秋屏、彭蕉山泛舟明湖即事四首》,表明了马国翰与他们的交游,而诗中所提及的正是鸥社的活动。由此,一个鸥社的集会活动和成员之间的交游,就初步显现出来。
他们除了在作品上互相品评,在创作上也互相鼓励。周乐认为自己擅长作诗,作文只是闲暇娱乐,并且数量不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文章刻版流传,认为多传不如专传。而其好友李元春则不这么认为,他与周乐游趵突泉时,特意打个一个比喻:“比如趵突泉三个泉眼,涌出的水不过一尺有余,却成为济南第一奇观,散而成为大明湖,带给观赏者喜悦。你的文章不都是没用的,有很多针砭时弊之义,应当流传。”那时的激励,似乎是这些科考失意的士子们最大的安慰。于是,道光二十二年,《二南文集》二卷刻行于世,社中成员相互翻阅品评。如今,这本差点流失的著作,正静静躺在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中。
张居正著作被误抄成张尔岐之作
这些散见于《济南历代著述考》中的材料还有很多,集合起来,给想要进一步研究鸥社的人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一些历史也被还原。
济阳张尔岐专注于研究易学,却有一本关于尚书研究的《书经直解》被收录在各个书目中。同时,明代首辅张居正亦著有《书经直解》,这引起了徐泳的怀疑。他找来张居正著最早版本的影印本,与标注为张尔岐著的原书进行比对,发现竟然一模一样。
“标注为张尔岐的《书经直解》是抄本,说明抄书人据传闻书写,没有仔细调查。”徐泳说,“张居正当时是皇上的老师,这本书应该是他教授时所编的课本。”
在搜集条目时,有一个作者注为“章邑汇庵”的《尔雅宗经汇说》,“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同时,徐泳发现其他书目中有章丘举人杨开运的《尔雅宗经》,比对发现,两者为同一本书,而杨开运,字会葊,与汇庵同音。“应该是同人不同字引起的著录讹误。”很多著录为“亡佚”的书,徐泳也在资料的搜集中找到了存书。
“目录的编辑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说。
收录的作品八成未被挖掘
通过这去伪存真的一个个条目,我们感受到的是济南人的精神和品质。
淄川进士孙光辉为官时,被其他官员诬陷入狱。李开先一直为他辩护,历经十年,终于还孙光辉清白,归家不久,便重病身亡。
临邑女邢慈静随夫马拯赴黔中上任,然而马拯却客死异乡,邢慈静带着孩子,扶着丈夫灵柩回乡,经历疾病、穷困和路途险远,未曾放弃。
田告为专心埋于深草中作文,读到错谬之语柳文洙不禁击桌而怒,《济南历代著述考》中的这些人物小传、作品提要,仿佛是一幅幅性情的卷帙。看似一个个冷冰冰的条目,背后却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前人保护乡邦文献的努力。乾隆年间德州学者宋弼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后,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至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后,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后,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这年秋,李文藻得授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收录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在搜集条目中,偶然碰到在古人文集中提及但在其他目录中没有著录的作品,徐泳也把它们收录进来。在撰写人物小传时,从各个目录或县志、墓志铭和文集中,搜寻零星的资料,加以考证收集。
“想要知道济南有什么文献,哪些是十分珍贵的,《济南历代著述考》提供了这样一份基本的资源。”杜泽逊说,通过这本书,图书馆可以知道采购怎样的书籍,知道哪些书籍应该被保护起来,学者可以知道哪些书没有被整理过,然后去做这项工作。“在传统文化越来越被重视的情况下,作为基础的目录工作,越来越需要。”徐泳说。
“《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的书80%没有被挖掘研究过。”徐泳说。《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的《榆西精舍集明湖楹联》,辑录着民国文人沈绍盈游览大明湖时随手抄录的楹联,其中绝大多数楹联为历代方志所未著录和提及。现在人们知道的只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却不知亦有“当歌仍对清荷渚,作思回记白雪楼”。
“如果史料还没有被大量挖掘出来,怎么能写出可信的济南历史呢?现在是书目发展的顶峰,将来也会有人考证出《济南历代著述考》的讹误。“徐泳说,“但济南的历史,会在这种无休止的研究中愈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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