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时期,日本人在淄川西山公园修建的“碧霞元君祠”,明显带有日式建筑风格。
北大井的老照片。
在民族工矿业被日本人不断霸占的时候,长期遭受压榨的煤矿工人们始终未曾放弃抵抗。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很难想见,当时的矿工们是冒了怎样大的风险,才将这些宝贵的炸药偷出来,并以一种“聚沙成塔”的耐心,一点点积少成多,最终让这些炸药变成战场上的攻坚利器——炸药包的。
掠夺:
1937年前就已开始
来这里之前没想到,淄博还留有如此完好的日式建筑。
从淄博淄川西山公园正门进,穿过广场,沿一条蜿蜒小路往上,笔直的林荫路东行约百米后,一座石头砌成的约二层楼高的日式炮楼,掩映于树丛中。
炮楼顶部是个直径在3米左右的平台,平台四周的护栏上,排放着八个垛子。从此处四面瞭望,整个淄川城一目了然。
“与其说是炮楼,倒不如说是岗楼。”3月12日,西山公园所属的淄矿集团退休老干部赵海喜告诉我们,岗楼的主要作用是观察、监视周边情况,其军事作用相对弱一些。
岗楼建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事实上在此之前20多年,日本人就已经逐步接管了淄博的矿业,并将此作为其侵华的重要战略物资基地。
在日本之前,德国曾在淄博经营十年左右时间。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攫取胶济铁路修筑权以及沿线30里范围内的矿山开采权,淄博的矿业开始遭到掠夺,整个山东也逐渐成为德国势力范围。
经营淄博矿山的十余年间,德国人在此修铁路,建工厂,大量宝贵的煤炭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出。
不过,伴随着一战爆发,1914年日本接替德国,接管了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铁矿,从此,淄博矿区又陷入日本人统治之下。
前文提到的日式炮楼,就是修建于此后,它更是见证了日本对我国矿业的掠夺史。
数据显示,从1914年至1922年的8年间,日本对淄川、博山等处煤矿的掠夺性开采,共掠取煤炭近400万吨。
掠夺背后,是对我国民族资本的不断挤压和霸占。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与民族企业悦升矿业公司的“合作”。
淄博市情网记载,1919年6月,江苏扬州人丁敬臣投资20万元,在淄博西河村西山根、松林后开凿煤井,成立悦升煤矿公司,日产煤40吨。
丁很有头脑,1921年,悦升煤矿公司从美国购进4辆汽车,这是淄博地区最早的一批货运车,很快悦升就成为淄川地区最大的中资煤矿。但随着日军全面侵华,这家公司遭遇了危机。
“日本人说是合作,其实就要控制你的整个矿山。”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赵海喜说,当时悦升曾一度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
“原因很简单,挖出的煤你想卖到外地,铁路运输控制在人家手里,想卖到本地,定价权控制在他们手中。”赵海喜说。
犹如无边巨浪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的悦升公司最后不得不就范:日本人出任公司董事长并全面控制。
反抗:
自明清即有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民族工矿业被日本人不断霸占的时候,长期遭受压榨的煤矿工人们始终未曾放弃抵抗。
这是有着历史传统的。
远在明嘉靖三年,因不堪重负,淄博爆发了王堂领导的矿工武装起义,起义军杀死巡检,转战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坚持斗争三年多,令京师震动。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化浪潮中,淄博煤矿工人队伍不断壮大,至1916年,淄博有大井38处,小井30余处,共有工人1万余人,成为一支强大生力军。
当时,淄博的工人不但要受日德等外国资本家压榨,还受到封建窑主和地主的压迫,在工作条件恶劣,死伤事故频发的当时,“天下道路千万条,走投无路把炭掏”的歌谣,反映了矿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境地。谋求自身解放,就成为煤矿工人的共同心愿。
工人们的反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第一个支部——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建立,王尽美任书记,成员有邓恩铭等9人。
之后,王、邓等共产党人先后到淄博,并开始发动、组织煤矿工人为自身权益而斗争。
此前,为了维持生存和生计,工人们往往按照村落、宗族等结成一定的帮会圈子,但多限于经济斗争,且影响有限。共产党人的到来,给了工人们新的武器。
但是,发动工人并不容易,偌大的矿山,不同的工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觉悟有高有低,要把他们发动起来,需要下很大功夫。
“当时他们化装成算卦先生等,在矿山附近与工人进行接触,从外围一步步走向深入。”赵海喜说,当时的煤矿矿工可分为里工和外工两大类:所谓里工,是电工、维修工、机器工等技术工的统称,外工则主要是下窑挖煤的体力工人。
相对来说,里工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对工人的影响力大,也易于接受进步的文化思想,属于工人中的先进分子。
据1987年淄博矿务局和淄博市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订的《煤海风云录》记载,1923年秋,中共淄博矿区支部成立,并确定了“以里工(机器工人)为重点发展对象,延伸到对外工进行教育发动”的斗争方式,工人组织开始蓬勃发展。
工人们要求改变的意愿,从王尽美在《矿业工会淄博部开发起会志盛》中,可见一斑:“(开会)传单一出,本厂各部如电气部、土木部、机器部、翻砂部……都纷纷选派代表预备加入。外场如十里庄、南旺……左近各炭坑,也派代表来,到开会日下午五点多钟,往马家庄各路上底(的)代表即络绎不绝。尚未到开会时间,而代表签到者已达250余人,后来者却因地狭人多,拥挤不堪,竟不得到前面签到。”
此后,淄博的党组织分支机构不断成立,还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并发动了一系列抗议示威、罢工等活动,在有利维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把矿工们凝聚起来。
抗战:
偷炸药支持游击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2月18日,进攻山东的日军在济阳和齐河分成两路渡过黄河,一路进攻济南,另一路进攻淄博周村、张店。27日侵占淄川城,3天后攻占博山,至此淄博矿权完全被日军占领。
此后,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1938年1月30日至2月4日间,日军就先后在淄川矿区的河东、杨寨、龙口制造了三起惨案,屠杀矿工、农民499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
在此背景下,对日斗争变得迫切起来,而经过前期组织的矿山工人,作用日益显露。
1937年12月底,淄博矿区洪沟、洪山及佛村三个党支部参加了黑铁山起义,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次年1、2月间,矿区党组织在淄川大鸾桥村等处,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四中队”,这两支队伍成为淄博矿区抗战初期的有生力量。
除了被组织起来直接对日作战外,矿工们还从矿山中偷出炸药,偷偷转送给东部山区的游击队。
而之所以能够顺利拿到炸药,则与当时工作环境有关,“当时井下条件艰苦且危险,一般日本人或汉奸都不敢下去。”赵海喜说,如此一来,负责放炮的工人,就会找机会偷偷把没用完的炸药,雷管等藏到破衣服里,想尽办法躲过搜查,最终将这些东西从井底带出,并存放到安全处,由专人转送走。
很难想见,当时的矿工们是冒了怎样大的风险,才将这些宝贵的炸药偷出来,并以一种“聚沙成塔”的耐心,一点点积少成多,最终让这些炸药变成战场上的攻坚利器——炸药包的。
3月12日,站在淄博西山公园日军的瞭望岗楼上,向四面望去尽是高低错落的房屋,已丝毫看不到当年“暗战”的影子。
而在当年,站在此处的日军哨兵,在注视着从一个个从矿山出来的黑黢黢的矿工时,恐怕也不会想到,他们破烂的衣衫间,还隐藏着一股足以致命的烈火。
工人们的坚持没有浪费,1945年8月,胜利的消息终于传遍这片洒满他们血泪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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