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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
向严秀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是在协和医院一间告别厅。
“两会”期间,告别的规模压缩到最小,连同亲属,只有二十来人。厅堂不大,但依旧显得空空荡荡。没有“永垂不朽”的横幅,没有层叠摆放的花圈,甚至没有一只花篮。只有小小一束鲜花,放在严秀先生遗体之上。枕畔摆着他冬日常戴的黑呢旧帽。那帽子在三四十年前随处可见,但今天若要寻觅怕是不容易了。从上世纪80年代我与他相识之后,印象中冬春之际,他就是戴着这样一顶帽子。
他本名曾彦修,严秀是他写杂文时所用的笔名。
他是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是八级高干——应当是副部长级了。1957年坠入网罗,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劳动改造,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冤狱平反,才又恢复了副部级的待遇。但他的衣着穿戴仍与平民无异,甚至连平民也不如。在他看来,人的价值与品格同排场是否大、衣着是否光鲜无关。穿着破旧汗衫,一盏清茶,一把蒲扇,或侃侃而谈,或畅怀大笑,是他的常态。我同他结识二十余年,一直就是这个印象。谈到“右派”经历,他从不言苦,倒是讲起到协和医院看病的一段经历——那天他的衣着一如平常,看上去就是街道一位退休老人。大夫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陪同前去的朋友插嘴道:他是1957年第一个在人民日报被点名的党内大右派。报纸的眉题就是“党内也有右派”。原以为大夫会吃一惊,不料那大夫闻言,肃然起敬,问诊、检查,极为周到。讲到此处,曾老哈哈大笑道:没有想到我还沾了“右派”的光呢。这个“右派”,比什么官位、级别还管用!
如果那位朋友再多做一些介绍——说他1957年时是人民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哪里如抓不出“右派”,哪里的领导自己就是“右派”的巨大压力下,他毅然决然自报“右派”,保全了他的同事——那位大夫更不知会如何表示他的崇敬呢。公道自在人心!
那个年代,能“把枪口抬高一寸”,尽量不伤及无辜,已是难能,他却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可能射向无辜者的子弹,牺牲自己,保全他人。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苦难之后,他没有把落网罹难当作不幸,反而以为是他的大幸:“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打他人为‘右派’。”“良心未泯”是周有光老人对他的评价。四个字看似平常,但存此一点天良,正是为人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如他所言:“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我以为决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几十年了,我们常常高谈“党性”,而“讲良心”是被贬斥为“人性论”的,其实,“人性”不存,何谈“党性”!
曾老是杂文大家。他的杂文都是在工作之余、思想活跃之际,为针砭时弊而作。1957年之前所写的杂文,自然都成了罗织他罪状的材料。在运动中,每当一个人成为批斗对象时,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曲解为“反动本性”的大暴露。曾老的杂文也不例外。在1985年出版的《严秀杂文选》中,我们可以读到那些杂文。今日重读,当年的“解读”可谓天下奇谭。
从1957年4月,一跃便到了1979年2月,中间的二十二年是他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岁月。在那样的时期,他的文字工作,许多是在尽一切可能帮助那些可能蒙冤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弄清真相、免除灾难,好像完全不记得1957年的“惨痛教训”了。这可以看他的《平生六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虚伪、活在真实中的人。
他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坚信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但从不回避对信仰的反思。据我的了解与观察,在最后十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的意识形态。我问他:苏联已经解体,何以还要孜孜于此?他说,我们这个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受苏联影响太深,一个是《联共(布)党史》,一个是日丹诺夫,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的许多观点与政策,追根溯源,盖出于此。不弄清楚,就搞不清我们在何处失足。过了很久,我问他是否已经有了结果,他说,看来还要加上维辛斯基的法学。我觉得以他当时的年龄与身体状况,这样大的工作量或许已不适宜,便说,“要研究法学,恐怕要从头摸起了。工作量是否太大?”他回答说:“我看维辛斯基的东西算不上法学,还是政治。”后来他搬家了,他在四环北,我在五环南,音问渐稀,无论他是否已经写成了这部专著,他那颗心是一直想爬梳我们党的理论、政策是在何处失误、因何失误,思考如何弃旧图新、走在更加坚实的道路上。曾老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假革命之名谋自家私利的人。如果要谈信仰,以这样严肃的态度对待信仰,才是真信仰。这样的人,即便你与他信仰不同,也会油然而生敬意。
空荡荡的告别厅里,二十来人轮流向曾老深致哀悼。虽然没有哀乐,但每一个人的告别语都如庄严的哀乐在宁静的厅堂回响。
女儿的告别如泣如诉。她在父亲的遗体前讲述一桩父亲生前为之发怒的事情。
那时,曾老住在方庄小区一栋普通居民楼13层一套不大的居室,我的一位亲戚住在他的楼下。说来也巧,他在前三门居住时,我的一位同学也恰巧住在他的楼下。所以我常常成为曾老家的不速之客。这是住普通小区的优越性,朋友、后辈无须通报、无须登记,往来自如。曾老似乎很满意这样的环境。但是,普通居民区的嘈杂、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又给年逾九旬、罹患多种疾病的曾老带来了工作与生活的诸多不便。睡眠、看病、急救,都存在很大风险。他是部级干部,有规定的住房标准与工作条件。但是,曾老从不为此去争。他曾同我讲到“日食三餐”、“夜眠八尺”的古话,说人的生活必需也就那么一点点,何必争什么待遇?因为不争,所以也不会有人想到。但是,女儿关注父亲的健康,便给有关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曾老的身体状况和目前的困难。这封信是经过原单位领导过目同意才发出的。但曾老不知,因为如果得知,必定不准。
及至得知,曾老大怒,痛骂女儿:“你毁了我一生清白!”
女儿此举并无私心,但在盛怒的父亲面前,她不敢解释。直到送别之时,才将一切经过向父亲哭诉,希望父亲能够原谅。“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呀!”此心耿耿,天日可鉴。这一番陈述,使我得知曾老家教之严。他的子女,没有一个沾了他的光,也没有一个想沾这个光,都是凭自己努力,做着本分的工作。子女的品德,折射着父母的人品。从子女的所为完全可以逆推父母的德行。
杂文家朱铁志说,曾老前几年将自己收藏的所有杂文集全部转赠给他。他明白,这是一种责任的托付。曾老晚年一直关注着杂文的发展,他希望从鲁迅开启的现代杂文能够继续承担起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他生前曾经主编过多种杂文系列作品,藉以总结前修之成绩,开启后继的道路。他希望朱铁志能继续这项工作。朱铁志向曾老报告了《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的编辑出版情况,请曾老放心:杂文之火不会灭,它是社会的良知。
曾老的秘书马立国,在最后十多年始终陪伴曾老,照应他的工作与生活。这位诚朴的汉子,抑制不住悲痛,竟失声痛哭,拜倒在曾老遗体前。他最后的倾诉,是告诉曾老:“你要我低调做人,我做到了!”以曾老律己的严格,以曾老从不弄权的操守,曾老的秘书,除了工作,是沾不着什么“好处”的。但是,他却那样动情、那样依恋,如同痛失自己父亲般哀声长号。我曾参加过不少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但很少见到一位秘书对自己的首长如此动情。这只能是曾老的人格深深感染了他。
简朴的告别,只有简短的时间。诉说的深情使大家依依不忍离去。在最后的深深鞠躬之后,曾老的遗体被送往协和医科大学,去完成他最后的遗愿——他将遗体捐献给这所著名的医学最高学府,将自己还能救助他人的器官完全捐献出来。他把所有的思想、精力,连同他的身体,都全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国家和人民。
送别曾老,送别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今日中国少有的一位大写的“人”。
(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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