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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
曾彦修是宜宾人。1937年12月,其兄赞助他四百银元,他与田家英一起,手持一位老前辈给其友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介绍信,经武汉,坐车至西安,由林老安排,去了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老读书仅读到高一,但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很快得到胡乔木的赏识。在马列学院读书时,他与李先念同一课桌,晚上同睡一炕,非常谈得来。当时班上的同窗还有张云逸(大将)、王树声(大将)、张宗逊(上将)以及江青、叶群。班上同学关系都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老在王府井大街上曾碰到王树声大将,秘书、警卫随行。他一眼就认出曾老,说:“曾彦修同志,怎么不到我家玩啊?我家住在……”秘书立刻打断他的话,因为曾老一贯生活俭朴,穿衣随便,看上去就是个普通老大爷罢了。王将军立刻说,他是我在延安时的老同学,也是老革命。秘书顿时傻了眼。
1949年,曾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奉命南下广州,担任华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长、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州教育局长。曾老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位高权重。华南局第一书记是叶剑英元帅,兼华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书记另有方方、张云逸、陶铸。一次,曾老私下拜访张云逸,说:“按照我的资历、工作能力,当个县委书记就行了,现在把我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不合适吧?”张云逸说:“华南局的组成,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无权更改。再说你的资历、能力,完全胜任。”一次华南局主要领导开会,叶帅、方方、陶铸都讲广东话,曾老一句也听不懂,发呆。叶帅立刻说:“曾彦修同志是四川人,他听不懂广东话,大家还是讲国语。”叶帅的细心、体谅他人的工作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曾老在延安时期,有一件事鲜为人知,但我想应该披露,使之广为人知,就是他在中办的安排下,当了毛岸英的老师。毛岸英在苏联生活过多年。曾老跟我说,毛岸英长相英俊,为人谦和,俄文、英文都很好。但他的中文水平不行,对国内状况很陌生,连根据地的含义都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彭德怀是干什么的。中央为他请了两个老师:曾老、田家英。曾老辅导他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中共党史、抗日根据地现状、国统区状况。田家英则辅导他中文,包括古典文学作品、当代著名作家作品、写作能力的提高。曾老和毛岸英同吃同处,朝夕相处,三个多月,亲如一家。在曾老的印象中,毛岸英是个好青年,从不因为是毛泽东的长子而高人一等。他为毛岸英的英年早逝——1950年牺牲在朝鲜战场而深深叹息。
曾老曾随张闻天到农村调查,他对张闻天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他与其夫人刘英也很熟悉。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每年过生日,曾老都要登门祝寿,听这位老大姐讲党内上层的种种往事。曾老一度在延安图书馆工作,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常来借书,都是曾老给他办的借书手续。他也听过林彪的报告,说林彪讲话简明扼要,没有一句废话。他对康生有四字评价:“有才无德”。他清楚地记得,1938年7月1日,党的生日,康生在延安郊区组织了一场文艺晚会,他不仅是导演,还是乐队指挥,并拿了小鼓参加演奏。那天演出,最出彩的是京剧《打渔杀家》,阿甲演萧恩,江青演萧桂英,二人珠联璧合,深受欢迎。
曾老编辑资料、编辑丛书,在延安颇有声誉。亡友范用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次跟我说,1962年他在中宣部开会,康生问他:“曾彦修去哪儿了?他编资料编得很好。”后来我将此事告诉曾老。他说:“康生装胡羊!他肯定知道我成了右派后被贬到上海。当时反修,写‘九评’,需要有人从马恩经典著作中摘出相关论述,抄成卡片,供写作组参考。”1947年3月,曾老、于光远先生随康生到山东搞土改。如何划定阶级成分?曾老作了社会调查后,提出意见,与康生不切实际的主张不合,康生批评他:“你是书呆子!”曾老跟我说:“他仅说我是书呆子,还好啦,要是骂我是反动派,那就完了。”众所周知,康生是动辄给人扣上反革命帽子的迫害狂。康生的记忆力极好。有次晚饭后,他和曾老、于光远一起散步聊天时,说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1931年河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被捕,后来抗战开始,党急需他们出狱,由华北局请示党中央,经张闻天指示,可履行出狱手续(在悔过书上签名)。但“文革”中,康生却颠倒黑白,指斥这些同志都是叛徒。“四人帮”粉碎后,曾老、于光远写了前述康生谈话的证言,交给胡耀邦总书记,耀邦迅速果断地给这些同志平反,使他们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曾老是党的宣传战线出版界耆宿,也是杂文泰斗。但他平易近人,无半点架子,对友人、对后辈都热情似火。在方庄,我与曾老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当时,曾老一人独住,每日上街买菜做饭。我有次去看曾老,请他上饭店吃饭,他说:“上饭店干吗?今天我买了肉,请你吃午饭。”他亲自动手,做了白切肉、红烧鱼、炒油菜、蛋花汤,喝金六福酒。吃饭时,曾老喝了一点酒,神采飞扬,一边搓着脚板,一边说:“我初到延安时,生活比较艰苦。后来,陈云让农民把棉花卖到国统区。在南泥湾村大生产,生产瓜果、养猪,卖到边区以外的地方。有钱了!我们伙食立即改善,八个人一桌,有鱼有肉,一样不缺。”曾老年长我十八岁,竟亲自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实在受之有愧。
我因“笨鸟先飞”,笔头勤快,出了不少书,我送给曾老,他都看了。我送给他散文集《悠悠山河故人情》,他读后,给我来电,说:“看好书中你写母亲的文章,已是深夜,我流了不少眼泪,整夜没睡着。”这让我很不安,须知他是年逾九十的老人家,感情如此真挚。曾老一生中,很少写诗赠人,但有一次,他为我的杂文集《牛屋杂文》题诗。曾老的秘书马立国先生来电告我,说:“曾老这一星期只做了一件事,写诗送你。写好了,又不断修改,没完没了!”其间,曾老给我写过三封信,都是诗稿,征求我意见。最后,定稿诗为:“贺春瑜先生新书《牛屋杂文》出版。究史何须作主张,旧矩新规满殿堂。祖龙虽死魂犹在,劝君改颂秦始皇。曾彦修”,并盖上章,请他的老部下,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书法家吴道弘先生抄录,作为书的序言,与他很敬重的杂文家何满子先生的序——一首讽刺诗并列,成为序言。我捧读二老之序,是绝妙的杂文,深感三生有幸!
(本文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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