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左)与鲁迅(右)相交多年,最终却渐行渐远。
□傅国涌
在他的眼里,鲁迅有短处,多疑、轻信、迁怒,当然也有长处、有贡献,“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平后,长期坚持写日记的老朋友钱玄同正好有两周中断了日记的写作,当10月31日恢复日记时,他只补记了“周豫才死”一事:“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
他们相识有二十九年,其中1917到1926年间交往甚密,也正是他催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早期之作。鲁迅当时住在绍兴会馆,业余热衷于抄古碑、辑古书,钱玄同竭力怂恿他给《新青年》写文章,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这在鲁迅《呐喊自序》中也有提及:“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个“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他们时有往来,钱玄同日记中留下了一些零星记录。
1917年10月8日晚,他访周氏兄弟,“豫才见《新青年》三卷六号我致适之信内称《留东外史》为时人所撰小说中之第二流,颇不谓然。吾亦知此等称誉为过情,惟就中国今日之小说论,短中取长,所以如此说法。”五天后(13日),他又访周氏兄弟,谈到半夜才回住处。1918年1月2日,他与陈独秀、刘文典聚谈,两人都说中国文化已成僵尸之物,想要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这是他们之间的共识。1919年1月7日,他和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惟有逃入耶稣教之一法。豫才主张用耶教来排除中国旧儒。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若竟要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的‘三纲五常’,则我们为自卫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和豫才一样的意思。”“大东海国大皇帝”即为大总统徐世昌,倡“孔教”之说对他们的刺激由此可见,当然,“孔教”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他们也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1923年8月24日,“鲁迅送我一本《呐喊》。”27日,“看鲁迅的《阿Q正传》。”他日记中开始不称“豫才”,而叫“鲁迅”。1925年3月22日,“晤黎邵西,他说日前遇鲁迅,谓汉字革命之提倡实有必要。他主张别读中国书,是同样的意思。纵使过高,亦是讨价还价也。此说甚是。”在鲁迅日记中,他们交往的记录更多,只是鲁迅日记太简略了,从未记录他们谈话的内容。
自1926年鲁迅南下之后,直到1929年5月25日他们在北平孔德学校见过一次,他看见鲁迅的名片还是印着“周树人“三个字,笑问了一句:“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鲁迅反唇相讥:“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因他曾自称“疑古玄同”。当夜,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起这次相遇,称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1933年,《两地书》出版,虽然将“钱玄同”改成了“金立因”,他看到了,心中的不快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鲁迅的看法,显然不是因为这次不愉快才改变的。这些年,他一直留意老朋友新出的作品,而私下的评价越来越负面了。1932年11月7日,他买了鲁迅的《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5年1月12日,他在东安市场购得新出版的鲁迅的《准风月谈》,当天日记说:“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难怪当鲁迅去世时,他不满有些青年“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在他的眼里,鲁迅有短处,多疑、轻信、迁怒,当然也有长处、有贡献,“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他们相交多年,最终渐行渐远,而他对鲁迅最后的公开评价大致上还是有节制的持平之语,并不都像日记中那么直截了当。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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