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为什么要编教材
2015年05月13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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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智效民
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沈从文是个天分极高的人。他虽然是小学毕业、出身行伍,却在文学创作、大学讲台和考古研究等方面获得很大成就。相比之下,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编教材的经历,却似乎被人遗忘了。
沈从文编教材与杨振声有关。杨振声是胡适的学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等刊物上。杨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他虽然比胡适年长一岁,但是对老师却非常敬重。我曾经在1947年2月3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短文,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三件趣闻轶事都非常有趣。
一是杨在青岛大学担任校长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为风浪太大无法靠岸,所以胡适只好发了一封“宛在水中央”的电报。杨接到电报后,立即发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回电。所以,该文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客至妙”。
二是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嘉宾耳目一新。
三是为了研究儿童教育,杨曾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当老师。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样子。
此外,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1933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去了以后,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1111页)。难怪那位作者会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0年,杨振声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举下,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邀请沈从文和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黄敬思、赵太侔、方令孺、梁启勋等人前来任教。后来,杨振声不愿与韩复榘应酬,便辞去校长职务返回北平,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承担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
杨振声辞职后,沈从文也来到北平参加编写教材的工作。当时他与张兆和订婚不久,因为生活所迫,曾经把结婚戒指典当出去。据张充和女士回忆,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不仅马上给沈从文预付了50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张充和是张兆和的妹妹,她的说法应该没错。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振声和沈从文逃离北平来到武汉,住在珞珈山下的一个小独院里。当时萧乾被《大公报》解聘流落到此,于是杨先生便把他收留下来。因为萧乾没有编制,所以杨先生每个月都要自掏腰包给他支付50元薪水。
西南联大成立以后,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并继续与杨振声一起编写教材。据张充和回忆:当时的工作地点是青云街6号,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三人。杨振声比较忙,不经常来,朱自清每周来一两次。他们的分工是沈从文选编小说,朱自清选编散文,张充和选编散曲并做注释,汪和宗负责抄写工作。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要编中小学教材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之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就有一股以反对“全盘西化”为由,全面否定白话文运动的逆流。有人甚至提出要用文言文作为小学教材,以便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为什么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
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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