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大历史” 鉴古以知今
2015年07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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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打算在暑期仔细地读一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我在上小学、中学、大学期间不断地一轮又一轮地学习《中国历史》课,工作后仍然不断地阅读中国历史,有时是遵照上级的统一部署(例如“文革”期间“批儒评法”时),更多的时候是自学。至今已接触过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多种版本,积累了许多零碎的历史知识,也积累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困惑和疑问。
例如,从小就听说过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苦读的故事,那时把他当作榜样。后来知道他和张仪是同学,都属于纵横家,就是古代的外交家。据说张仪到秦国谋职时,为了打动秦王,准备了好几套方案(有的是截然相反的),一一献出,任凭秦王挑选,终于得到重用。我想这还有什么操守可言呢?但苏秦、张仪在战国时代的政治舞台上确实又是驰骋数十年的风云人物,不可能是只会耍嘴皮子的混混儿。那么,“纵横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如,战国时代列国争雄的结果是秦始皇最后胜出,完成了统一大业,可见秦始皇及其帝国有其不同凡响的卓越之处。但秦始皇死后,秦帝国很快灭亡。而秦帝国创立的各种制度却又在后代延续了下来。这又该怎样认识呢?不久前,读了唐皓晖先生的皇皇数百万言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对苏秦、张仪基本是肯定的,对秦始皇更是大加赞扬。对于秦帝国的快速崩溃的原因也提出了解释。山东师大李衍柱教授认为这部书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出版了推荐、评析此书的专著。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大秦帝国》贯穿着很不可取的“文革思维”。到底该怎样看待呢?这类问题不少,我希望在《中国大历史》里能够得到些启发。
另外,这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曲曲折折的发展变化。解放初期,万象更新,处处生机勃勃,我坚信新中国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谁料在十来年后就会闹那么严重的连续三年的灾难,接着又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但正当人们为祖国前途忧心忡忡时,打倒了“四人帮”,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新纪元,现代化大业真是日新月异,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很快改观,GDP升到世界前列。我不由得欢呼:“这下可好了!”但想不到接着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这些阅历让我形成了一个总的思路:中国的事情总是会起起伏伏,“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艾青的诗句)。顺利的时候不要说“这下可好了”,而要想到还会有挫折；困难的时候也不要说“这下可完了”,而要相信肯定会有转机。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是不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呢?我也希望《中国大历史》能够帮助我解惑。
我之所以对此书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读过黄仁宇的另一本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颇有收获,相信作者有驾驭宏观历史的学术功力。还因为最近看到了一篇黄仁宇的访谈,其中谈到什么是“大历史”,就是“由过去农业体制改变为以商业、法制作主的体制”,也就是“由一个不能以数目字管理的局面进入一个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局面”。按照这个基本线索来考察中国历史,确实会展示出以前的历史书所遮蔽或忽略的景观。更让我震惊的是,他谈到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作为,认为:蒋介石促进了中国上层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毛泽东促进了中国底层制度的现代化转型,邓小平则利用经济改革造成中国新的上下之间的联系。他盛赞邓小平所代表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和历史意义,并认为“邓小平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阶段的成功”。我们知道这三个历史人物之间有的是敌对关系,有的是承续变革关系,他却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历史逻辑序列。且不说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恰当,至少这种冷静的宏观的“大历史”眼光确有不同寻常的过人之处。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和之前的三十年联系起来,而不可相互否定。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对于我们研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不是也有启发作用吗?
中国历史如此悠久,史料如此丰富而纷纭。我不指望一本书就会托出全盘真相,我也不会对作者的种种看法信而不疑。只要这本书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我对历史真相和规律的趋近和探讨,能够帮助我鉴古以知今,我就会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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