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是日本人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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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是日本人

被俘日军变身抗日烈士,战友69年后与其合葬

2015年07月2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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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日本友人给孙雁鸣的一张照片,他推测前排左一为宫川英男。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张泰来　　　　　　　　　　　　　
　　2014年,61岁的淄博人孙雁鸣(随母姓)将父亲李洛夫的骨灰埋在了他战友的墓碑边。70年前,战友倒在了胜利前夜,李洛夫也留下了要和他合葬的遗愿,而这位战友曾经是一名被俘的侵华日军,名字叫宫川英男。
日军官投诚
称在八路有朋友
　　在淄博,孙雁鸣讲述了父亲李洛夫的故事。1943年,在济南长清任第六区区委副书记的李洛夫,迎来一个身份特殊的“新战友”:24岁的日本人宫川英男。
　　1943年后,李洛夫开始负责对敌的宣传工作,即敌工工作。工作包括配合抗日区政府武工队改造伪政权、伪组织,争取瓦解敌伪军警,还包括反特、保护内线关系以及掌握敌伪情报等。
　　在回忆录中,李洛夫记载了当时开展敌工工作的背景:抗战后期,形势越发不利于日军,“日本兵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日军内部的军官和士兵之间”,以及日军伪军之间的矛盾加深,在此情况下,分化瓦解敌人,成为当时八路军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
　　“宫川来之前,他们懂日语的不多,开展工作多针对伪军,但宫川来后就好多了。”孙雁鸣介绍,这位李洛夫眼中的“党员同志”来到后,很快投入到对日军日警的工作中。
　　尽管不上战场,这支小分队的工作却毫不轻松:印刷、散发日文宣传品,用来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法西斯战争的残酷和罪行。
　　“当时父亲对宫川印象特别深刻。”孙雁鸣说,多年之后李洛夫依然可以清晰地向家人描述宫川的样貌:长相斯文,常穿一身青布衣服,无论是写传单,还是画图画,都非常细致认真。
　　宫川参与工作后,效果很快显现:万德车站有个叫武田的日军军官,带着他们的宣传品投奔了八路军,当问他为何来降时,武田回答:“八路是有朋友的!”
　　晚上时,他们需要到各个日军据点“喊话”,直接劝降日伪军。当然这项工作是极为危险的,往往喊上几句就要跑,要不然很容易变成敌人的“活靶子”。
执行任务被当投敌
宫川倒在胜利前夜
　　李洛夫回忆,为了消灭“宫川部队”,驻济南的日军派出一个叫渡边的特务,以“投诚”之名,点名道姓要见宫川,并佯称建立联系。日军这一把戏最终遭到揭穿,他们便想强攻。日军派出便衣武装到李洛夫经常活动的路口,企图包抄,袭击他们,但也以失败告终。最后,日军又以“一架飞机”的大价钱,买李洛夫和宫川的人头。
　　“他们面临的危险,丝毫不亚于正面战线拿枪的军人。”孙雁鸣说。除了日军,他们还要面对自己人的不了解。当时出于保密需要,除上级外,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做的什么工作,取得了什么效果。外人的印象中,几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白天总是“躲在”屋子里,用日语不知道写着什么,到了晚上又“悄悄”溜到鬼子据点去,“谁知道你是不是想投敌呢?”
　　有一次李洛夫到一个村子,被村民从背后一拳打到耳朵上,导致他耳朵的听力此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事可以理解,但不能明说,这是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多年后回想父亲的经历,孙雁鸣语气中仍然愤愤不平,但孙雁鸣说,对此父亲从来没抱怨什么,“也从来没听他说过宫川抱怨。”
　　从1943年到1945年6月,虽然面临各种危险,各种不理解,这支队伍最终坚持了下来。“现在看,他们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部鼓励,互相取暖,要不然坚持不了这么久。”孙雁鸣推测,两个人的战友情感,正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危机与合作中逐渐升级的。
　　可宫川却倒在了胜利前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李洛夫和宫川等在长清官庄一带被日伪军围困,最终宫川壮烈牺牲,而李洛夫侥幸逃脱。十几天后,李洛夫领着几个人,冒死“偷”回了埋在万德车站附近的宫川英男的遗体。
　　孙雁鸣记得,父亲说他觉得宫川是“一个人”在中国,孤苦伶仃,因此,他才留下了与他合葬的遗愿。而在此之前,孙雁鸣也多次从淄博赶到济南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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