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姆大叔”美国的引导下,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最终抛弃了与日本表面上的亲善,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倒向了美国一边。 漫画/徐进
本报记者 王昱 魏新丽
又是“借兵”惹的祸
上回书说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炒股炒成股东”,原本打着助华抗俄的旗号开进中国东北,却因为最终没有从俄国人那儿讹来更多利益,不得不返回头来,为了点所谓的“南满权益”跟中国死磕。其实,日本政界不是没有人发现这种唯利是图的外交转向很无厘头,正好日俄战争平息后不久,美国人曾经对收购“南满铁路”表现出兴趣,当时就有人提出干脆把铁路卖给美国算了,日本换点钱花花,还能避免跟中国产生摩擦,这不挺好吗?
但关键时刻,又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跳出来反对,理由有二:首先,“南满铁路”是日本赔上10万条士兵性命外加20亿战费换来的,怎么能说卖就卖?其次,如果将铁路卖给美国,中国东北将重新成为白种人(指美俄)争夺利益的疆场,日本身为“黄种人之代表”,怎能坐视?
小村寿太郎话说得冠冕堂皇,但这两条理由自己其实就逻辑混乱——日本赖在东北不走,到底是因为“黄种人利益”的大义名分,还是心疼自己已经赔上的那些赌本?对这个问题,日本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扯着大旗算小账的心态。这就导致了十年后,日本又干了一次类似的糊涂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惦记上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按说这种“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你想打就打吧,但日本偏偏又想博个好名声,于是派出时任外长加藤高明,到中国驻日使馆去许愿,说什么此战“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中国土地之野心”云云。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是后来五四运动中被骂成狗的“汉奸”陆宗舆。作为职业外交家,陆宗舆当时的判断是,日本的这个表态其实对华是有利的——日本“帮”中国打山东,肯定是为了利益,但这个利益是啥?加藤高明出于“日式含蓄”没说出来,既然没说,此事当然大有商量。反倒是“无占领中国土地之野心”是你红口白牙保证过的,以后打官司怎么想都是中国有理,这样的便宜到哪儿去找?于是陆宗舆立刻将此事电告国内,此时中国的执政者已经换成了袁世凯,这位枭雄的判断跟陆宗舆如出一辙:日本既然想“帮”中国,那就让他来,我们热烈欢迎。
于是,1914年8月,日本在北洋政府的默许下向德国盘踞的山东青岛出兵,德国在当地一共就那么几条枪,所以仗打得出奇顺利,当年11月日本就控制了胶东半岛,日俄战争的故事,时隔十年又重演了一次。
打下山东,日本满心欢喜等着中国的“重谢”,但等来的却是北洋政府的逐客令。一见战事平息,中国方面立刻宣布撤销交战区,并要求日本军队在限期内撤离。意思很明白:帮我们赶走德国人,谢谢了哈,慢走不送。
北洋政府不“鱼腩”
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人这时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被袁世凯、陆宗舆给阴了,舆论此时算是炸了锅,指责中国“不知礼节,不知报恩”的声音有之,责怪政府条件没谈好就上,结果“被利用”的声音有之。尤其是那位当初在陆宗舆面前充大个的加藤高明,此时更是成了众矢之的。觉得自己被耍了的加藤痛定思痛,认为既然中国人不肯主动“答谢”日本,这份礼单就只能日本自己去提。加藤开出的这份“答谢礼单”,就是著名的“二十一条”。
在日本人看来,“二十一条”其实是日本与中国在外交上的一次“总清算”。在这些条款中,有十四条是为了巩固日本在“南满”和胶东已经获得的权益,剩下的七条则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要求对中国进行从经济到军事各方面的“提携”。
眼看着日本终于放大招了,中国这方面的应对又如何呢?我们历来熟悉的说法是: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地接受“二十一条”。这种说法几乎完全不符合事实。面对“二十一条”和日本的武力威胁,袁世凯政府上上下下其实动用了当时能想到的一切手段进行抗争,当时的报人王芸生曾有段评价:“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换而言之,当时的北洋政府也算一时人杰荟萃,其实没那么任人宰割。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后来称帝搞坏了名声,这段历史绝对不会像现在那么“遗臭万年”。
在中日最终签订的“民四条约”中,中国断然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只留下了关于“南满、胶东权益”的十四条,并做了相应的修改。这些权益在当时其实早已是日本嘴中之肉,换而言之,日本如此折腾,最终却没捞到太多好处。加藤高明在条约签署后,更是立刻辞去外务大臣之职以示谢罪。此举证明了日本那边完全没找到侵略者得偿所愿的感觉,反而将其视为一次外交失败。
“神队友”驾到,中日撕破脸
在今人的想象中,“二十一条”的风波过后,中日之前的那点交情,应该已经败光了,事实上,直到巴黎和会召开前,两国至少还维持着“亲善”的表象。日本那边,由于“二十一条”碰了一鼻子灰,认识到对中国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转而开始安抚中国情绪,甚至借给了中国一笔巨额的“西原借款”,帮助北洋政府收复蒙古、参与一战。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已经识破日本的野心,但放眼当时的列强,实在没有比日本更愿意拿中国当盘菜的。作为弱国,中国对日本想硬也硬不起来。两国就这么貌合神离地虚与委蛇,这种模式一直维持到一战结束。
一战对于国际局势最大的改变,是美国的突然崛起。与其他列强不同,美国对于殖民主义没兴趣,不想在华搞什么势力范围。为了维护自身太平洋利益,限制日本发展,美国当时对华也是青眼有加。正因如此,中国在外交上突然在日本之外多了更好的结盟选项。
当然,面对这个突然掉下来的“神队友”,北洋政府最开始的打算是“哥仨好”,在巴黎和会上搞“联美联日”,以“缓谈”山东问题为代价,寻求日本支持中国废除《辛丑条约》。正是因为抱着这个打算,1918年12月,中国派往巴黎的和会代表团先于和会召开一个多月就启程了,代表团原计划在日本举行一系列外务活动,给足这位“老朋友”面子,而后再前往美国,争取这位“新朋友”的支持,然而,代表团走到汉城(今首尔),却突然变了卦。领衔出访的中国外长陆征祥声称自己“中途受凉,旧病复发”,要求取消在日本的所有外务活动,直接在日本转了个港就前往美国。这就是“陆征祥过日”事件。
后来的史料证明,陆征祥之所以放了日本人鸽子,是因为中国方面在此前不久刚刚得到了美国人的口信,称“美方对中日亲善表示顾虑”。美国人的意思很明显,其联合中国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日本这个急速扩张的西太平洋大国,所以一定要逼迫中国在“联美”和“联日”之间做出抉择。美国和日本谁的腿粗,中国当然不用想也明白,所以陆征祥的“旧病复发”标志着整个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向——从“联美联日”一变而为“联美制日”,其后中国的政府虽然几经变换,这个外交政策却被一直奉行到了二战结束。
终于可以跟日本彻底撕破脸的北洋政府,转过年来就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山东问题。在很多人印象中,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不过,真相是否如此其实也很难说,由于中美在和会上联合施加的强大压力,日本在最终接收“山东权益”时,曾经被迫作出了一项秘密声明,承诺待其在“山东利益”稳固后将主权完全交还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只不过,由于顾及面子,日本坚持要求这一口头承诺不能被写入和约当中,这才给人们造成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惨败”的印象,并激起了后来的五四运动。
1922年,日本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被迫履行前诺,将山东的主权等从德国继承来的权利交还给中国。这份迟来的消息已经来不及平息中国五四运动的怒火,在日本国内,这一消息也引发了群情激奋,日本出兵占据山东,如今落得空手而归不说,还把中国推进了美国的怀抱。这个结局促使日本对华强硬派势力开始抬头,中日之间的关系,终于走向了“必然一战”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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