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之“鸣”
2015年10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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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当这个取自《小雅·鹿鸣》中的名字,与诺奖联系在一起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一夜之间成为最耀眼的明星。荣誉的光芒有多耀眼,伴随的阴影就有多巨大。在85岁的屠呦呦背后,“三无科学家”、“不够淡泊名利”、“抹杀集体功绩”等争议也随之鸣响,为何本该是举国欢庆、一片赞誉的诺奖突破,成为声场复杂的“呦呦之鸣”?
□崔滨
只要想到全球还有上亿人仍在饱受疟疾之苦,屠呦呦在能够有效治疗该病的青蒿素上的研究突破,便值得用最光耀的荣誉褒扬。尤其这还是屠呦呦在50年前那个政治运动压倒科学研究的年代里,以简陋的设备,筚路蓝缕得来的成果。
但争议也正由此而起,《京华时报》在6日对屠呦呦的述评中就提到,“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项目中的作用。‘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著名科学家饶毅也同样注意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因为对屠呦呦斩获诺奖的专业分析,他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备受瞩目。在其5日发布的《中药科学研究丰碑》中,饶毅详细梳理了屠呦呦是如何在攻关疟疾治疗的“523”项目组开展科研,并在这个举国体制下的科研集体中脱颖而出,而在屠呦呦的身后,众多对青蒿素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字,被历史和时间无情地遮蔽。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年代的研究课题,以及由此组成的特殊科研团队,屠呦呦诺奖光环下的另一重阴影便格外幽深。这也是《新京报》在其6日的社论《“三无”屠呦呦何以让世界刮目》中尖锐指出的,“屠呦呦获诺奖打破了几个中国纪录:中国大陆第一个未获院士、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科学家。因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她曾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由此,《新京报》将“举国体制”下的“三无”屠呦呦引向“中国科技界及人才评价体系的不足”。
就像《钱江晚报》资深评论员刘雪松在《谁在为屠呦呦获诺奖而犯酸》评论中尖刻评价的,“没有征得基层同意,没有一层层上报,甚至连国家科委、卫计委可能都不知道,诺奖便把载入史册的科学最高荣誉授给了中国人屠呦呦——一个连院士都不是、论文都没几篇的中国老太太。这让一些‘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拿着巨额科研项目经费的‘领军科学家’情何以堪。也因此,一些肚肠酸翻了天的人士甚至怀疑,这诺奖的评委要么是有意搅局,要么是集体看走了眼。”
显然,刘雪松不是在批评诺奖评委会,因为他们是“良币”屠呦呦的发现者,而在中国,“再漂亮的说辞,都无法掩盖中国仍存在‘良币’被驱逐的现实。如果我们今天不愿面对这些现实、这个结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就会伴随着更多的张呦呦、王呦呦们被冷落而得不到有效激励。”
值得玩味的是,《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一组4年前发表在该报“科技杂谈”栏目的评论,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转载的热门文章。回顾这三篇以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克斯奖为切入点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今天看来仍然力透纸背,发人警醒。
40年前三流的科研条件,能创造出如今一流环境都无法取得的成果,赵永新直言这是如今中国科技界的浮躁之祸:“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
至于最受公众关注的“三无”科学家,赵永新更是评价:“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屠呦呦对现行科研体制的冲击,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上的从0到1,更让公众关心的是,下一个屠呦呦在哪里?《第一财经日报》就在其述评《下一个“屠呦呦”在哪儿》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屠呦呦的成功,无法否认是当时举国体制下典型的科技攻关成果,而在如今市场化体制下,能否再造就一个屠呦呦?”
不知道对于这些尖锐且深入的发问,评论作者余建斌的《屠呦呦让我们自信更自省》,能否让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主管部门有所改变:“对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在日本,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来自民间机构或是企业；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我国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明确,‘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导向和举措,无疑能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袭扰的学术界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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