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放行
2015年10月1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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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两份“征求意见稿”,在使“专车合法化”这只靴子落地的同时,也拟禁止私家车当专车、把专车设定为运营车辆等游戏规则,受到诸多批评。于是,围绕着出租车改革这个事关公众出行、共享经济推广,甚至是为诸多领域改革破冰的大命题,本周的舆论场波涛汹涌起来。
□李师胜
向来以高屋建瓴著称的《人民日报》对于各方争议显然早有预料,12日刊发的《改革让出租车新旧业态包容生长》就表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各国或堵或疏的举措,往往是‘顺了姑心失嫂意’,很难做到各方皆大欢喜。有人对这些文件内容产生疑虑,也是预料中的。”紧接着,文章从“回应改革期待”的角度,对意见稿作出高度评价,“在许多市场化国家明令禁止专车的环境下,我们在国家层面予以认可,体现了政府对创新的鼓励和包容,从中也可感受到,监管部门助推出租车新旧业态融合发展方面的改革思路。”
顺着这个思路,《京华时报》则借特约评论员徐立凡之口,更具体地阐述了新规是如何体现了《出租车改革共享和公平都不能少》。“现实情况是,传统出租车业仍是公共交通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新老业态能够共存、能够良性竞争的服务体系,二者就需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不仅要求传统出租车业打破利益格局,消除自身弊端,也要求专车接受相应的游戏规则。”
然而,就是徐立凡眼中的公平,在《新京报》看来确实极大的不公平,13日的观察家栏目将问题直指《“专车新规”究竟在维护谁的利益》,“若指导意见步入实施,将基本堵死私家车进入专车市场的通道,专车被“转正”的成本与冲击可谓巨大。而新规对许可证经济模式的重申,径直地护卫了出租车市场这一块“垄断”自留地。其只会继续‘养肥’出租车公司,所谓的‘新规’维护的却是旧利益。”
按照这个逻辑,《南方都市报》更进一步,用极具地方特色的用词,批评《专车的士化背离共享经济精神》,甚至延伸到了国际竞争的高度。“也许,对于某些行政机构和某些企业而言,共享经济不重要,但无论对于专车、专车消费者甚至中国而言,这都很重要。在共享经济面前,中国和发达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由于原生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不完全而有了积极拥抱新变革的客户基础,在如何监管专车这一世界性新难题面前有了一种奇特的后发优势,却在拿着一手好牌的情况下自动弃权了,不得不说有点遗憾。”
质问也好,惋惜也罢,看得出舆论对出租车行业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于是,媒体纷纷出谋划策。《第一财经日报》那篇名为《让出租车改革创新味更浓》的社论,就在肯定“上海改革创新的步子迈得更大”的同时,指出了一个道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中,在面对新生事物时,中央往往默许地方先行先试,等实践检验出正确的办法后再全国推广,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在出租车行业面临重大变局之际,采取类似的做法也值得期待。”
相比之下,财新网刊登了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凌的署名文章,更为具体地探讨《如何监管分享经济》。在胡凌看来,“监管机关无法直接面对数量庞大的用户和交易者,尽管可能有实名制之类的认证措施,但逐一追究成本很高。互联网多年发展的一个监管经验是,由平台的自我监管辅助行政机关的监管,并承担相应责任,以使监管变得更有效率。”
这种论点,也得到了不少支持,例如《华西都市报》特约评论员张燕,就主张《网络约租车管理应该坚持多元化》。“目前的官方表述及媒体措辞,基本将网络约租车和专车划上等号。这导致不同类型的网络约租车被一概而论、简单化。真正的专车,包括网络约租专车,价格较高,服务中高端人群,实现更为严格的管理各界都有共识。对不同类型的网约车应实行不同监管措施。”
说到底,无论是强调地方的自主权,抑或是支持互联网平台的自我监管,归根到底都如《广州日报》所说《出租车改革关键是尊重市场》,“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网络约租车的合法化,还应当减少限制,使其市场搅局者的角色继续保持。这时候,政府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要做,那就是逐步放开出租车价格,将政府定价改为指导价,以方便出租车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果市场竞争足够充分的话,乱收费行为会受到市场之手的无情惩罚。正因如此,政府也没有必要对网络约租车的低价经营作出限制。”
到了这个份上,通过媒体之口,该说的话说了,该表达的意见也表达了,交通部相关负责人也回应称,会认真听取社会公众和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修改完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广州等地召开的意见征询会上,代表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也只是蜻蜓点水,甚至专车公司代表全程只讲了不超过200个字。对此,学者朱昌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别有深意,“互联网时代,管理部门要听到最真实的意见并不难。怕就怕,弃真实的意见表达于不顾,而信奉‘沉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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