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病”系列谈之三
解决“打车难”,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
2016年01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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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飞跃
相信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都遭遇过打车难。其实,市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在高峰期能打上车,而的哥则是希望趁着高峰时多拉客多挣钱,从这一点来看,市民和的哥的诉求并不是对立的。但结果是,市民打不上车成了常态,的哥赚不到钱也不愿意出来跑,因此背负了不少骂名。打车难也跟交通拥堵一样,慢慢成了城市病。
打车难的表象是城区扩张带来的运力不足,但是究其根源还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控制出租车数量、准入门槛、运价以及服务标准。虽然能够保持出租车行业稳定,但随之带来了份子钱、茶水费、打车难、服务差等等问题。
这些出租车原有的问题因为互联网专车的出现,在过去的2015年集中爆发出来,由此带来的“专车第一案”也是得到了全民的关注。互联网专车出现后,市民发现不用在大街上招手,只要下载打车软件输入目的地后就会有人联系。而且专车车况往往好于出租车,乘客还有了被尊重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讲,打车难这个城市病,找到了解药,这是互联网技术与市场主体自发结合,配置的一剂解药。在这方面,类似的情况其实很多,像应对停车难、挂号难,甚至是找厕所难,都有手机客户端在不断涌现。虽然现在还没法说这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但新科技与更开放的市场氛围,仍给城市病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希望。
当然,阻力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互联网专车改变了出租车行业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也触及到了出租车份子钱、社会资源有偿使用费等深层次的矛盾。尽管解药有了,但如何服药,如何控制药剂量,也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仍是治愈“打车难”这一病症的关键。这涉及信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开放,涉及到旧规则的修改和新规则的建立,更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的协调,难度可想而知。
也越是因为有难度,才越体现改革的重要性,智慧与勇气缺一不可。就像去年交通部以及地方交通部门制定的互联网约租车管理办法,尽管在许多方面招致了批评,但只要去做,就是值得肯定的。因出租车是属地管理模式,各地改革侧重点不一样,而且目前也没有较为成熟的模式以供借鉴,但是不管从国家还是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层面,出租车改革寻求的是公众、出租车和专车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其中公众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了一步步的积累,有了一点点的探索,再加上解决城市病的巨大民意推动,像打车难这样事关某一领域供求失衡的难题,终将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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