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关系”的话题
2016年01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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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子女的“脱离”大多出于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与其做“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鲋”,还不如“相忘于江海”、各自突围,正是家庭或者家族集体性惩罚中的一种挣脱与畸变。
血缘关系,亲情脉连；生前注定,天规使然。打从DNA发明,更使这种天然的既成事实无法回避、否认、更改、割断。然而,纷扰的尘世中,无论古今,偏偏要不时酝出些“脱离”、“断绝”、“斩断父子关系”一类的故事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喜喜悲悲,或慷慨激昂,或被迫无奈；或撕心裂肺,或匪夷所思；或无可挽回,或峰回路转,有如变幻莫测的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让人思忖咀嚼一阵子,甚而至于探究到人伦的病灶、社会的取向、思想的印痕、时代的脉络。
《水浒传》里的宋江,杀阎婆惜后逃到家中避祸。宋太公早去官府告了忤逆,正式向官方申请和宋江脱离父子关系。待到朱仝带人来庄园拿宋太公是问,太公出示文书,正是逃避干系牵连的“护身符”。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戊戌变法中早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在湖北做巡抚的老父谭继洵将受牵连,情急中便取出往日家父寄来的七封书信,烧去信纸留下信封,模仿老父亲的口吻、笔迹,给自己写下了训斥自己不忠不孝固执变法的“罪行”,作为脱离父子关系的凭证。谭继洵老先生借此逃脱了杀身之祸,仅被革职回浏阳老家——“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老父哭子殉难的挽联,透出了父子间的心灵呼应。
诗人徐志摩的父亲徐申甫不容于“新儿媳”陆小曼,一气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粮,并将银行业务及财产交由儿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管理。而待到儿子英年触山而逝,灵堂中最动人的挽联,却是已宣布脱离父子关系的父亲徐申甫所撰,让人浮想联翩。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念书的蒋经国公开登报声明:“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一纸公开宣布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被塔斯社译成多种文字。1936年《真理报》发表他致母亲的信,说:“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虽然若干年之后蒋经国“澄清”那是王明代拟的“草稿”,在僵持4天后才违心签字,但白纸黑字岂能改变历史?至于回国之后,在父亲长期精心调教下,爹走子趋,父唱儿和,正为“脱离”二字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脚。
其实,酷烈的政治运动中,以“脱离关系”为主题的“人间剧”是层出不穷的。1949年胡适赴美,翌年中国内地展开“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留在内地的胡适次子胡思杜即发表文章批判其父,也公开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岂知知子莫若父,胡适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却不料,公开宣布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的这位公子却于1957年9月因承受不了精神重负自杀于唐山。
1936年上海博物馆的创办人、复旦大学教授杨宽,晚年纵使熬过“文革”中“不成人形”的批斗,却遭受了另一种劫难——日后成为科学院研究员、院长、教授的三个儿子采取打砸抢等暴力手段,盗走存折、电视机、收音机、两千多册贵重图书,多次寻衅闹事,将“阶级斗争”引入了家庭。杨宽教授晚年只好宣布“脱离父子关系”,是“晚年丧子”的另一种表现。《自传》中杨宽毫不讳言此段家庭痛史,为后世却留下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档案。
被学者朱学勤称为“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的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1969年被发配到河南息县监督劳动,为不连累子女,用那支记录过无数思想火花的笔签具了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两份声明。直到临终,五个子女竟没有一个前来同他作人生的最后告别。二十岁出头的幼子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直到顾准平反昭雪之后,已成为知名教授、研究员的五位子女才聚在一起,由兄长揽下歉责:“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弟妹妹。”
其实,子女的“脱离”大多出于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与其做“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鲋”,还不如“相忘于江海”、各自突围,正是家庭或者家族集体性惩罚中的一种挣脱与畸变。
社会文明前行至今,父子间的血缘其实不是一纸协议书所能够了断得了的。在曾经痛批“母爱”、狂销“狼奶”的情势下,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人间的亲情底线的沦丧与异化,“大义”之过头,正是非常岁月中的人伦畸变。
至于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体衰的父亲不堪儿子吸毒欲脱离父子关系,研究生嫌家穷欲解除父子关系,乃“脱离”系列中的新形态或曰余情,这里就暂且不议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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