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太少,“农民”太多
2016年04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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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贵族,不是指位高权重或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而是脱离了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概念,是基于最纯粹的道、义、美层面判断的做事做人的精神品格。
  □林少华
  
  外出演讲,我不止一次告诉年轻人:一个没有精英、没有精神贵族的民族,哪怕再有票子车子房子,也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民族。至于贵族的具体标准,却未细想。
  也巧,日前同教法语的同事L教授闲聊时聊到贵族。他告诉我他教过的一个学生来信说他是贵族,“不好意思,我哪里谈得上……”而我更感兴趣的则是信上就贵族本身说了什么。经我一再央求,L教授终于把那封信转给了我。容我部分转述如下:
  ……前些日子听得中央广播电台对您的采访音频。听后总觉得您的事迹和成就不能单以学者、师者来论述。我认为,在促成您的因素中,有一个不常被提及却毫不微弱的因素——我想称之为“贵族气度”。这里说的贵族,不是指位高权重或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而是脱离了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概念,是基于最纯粹的道、义、美层面判断的做事做人的精神品格。
  首先,贵族“讲究”而不“将就”。贵族天生拒绝使用更不制造次品、一般品,所以贵族一旦投入某项事业,必然追求品质、追求个性——因为天性使他不接受粗制滥造、品相平庸的东西,这和钱财名利无关。
  其次,贵族不从众。贵族的内心是强大的,敢于承担风险,也敢于承担责任。所以,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贵族不会像大多数平民那样表现出观望或从众的态度。
  再次,贵族平和不骄躁。贵族不会对德高望重的前辈亦步亦趋,也不会对初出茅庐的后辈趾高气扬。无论处于鼎盛时期,还是暂入衰落之时,贵族总能保持平稳优雅的步态。而且尊重道义,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绝不会急功近利,置道义于不顾。
  我感觉,时下国内社科研究、评价、管理领域,贵族太少,“农民”太多——大家都不追求品质而只追求指标,哪怕指标是滑稽可笑的,科研者们也都蜂拥而上。
  这些话当然是写给L教授而不是写给我的,更不是指我——其实我死缠活磨讨要人家的信并在此转述这一行为就不贵族——但我还是产生了共鸣,明白了贵族、贵族气度、贵族精神的三项“指标”。
  应该说,贵族气度也好,贵族精神也好,尽管指的是后天教养,但也恐怕多少与出身有关。例如L教授,出身上海书香门第,父亲在1949年前就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同傅雷等文化名人常有往来。也就是说,L教授身上流淌着贵族DNA,贵族气度未尝不是其自然而然的外现。
  而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出身,实际上也当过农民。对了,一次我对韩石山这么说时,这位性格爽朗的西北作家却怎么也不相信。于是我补充说自己虽是农民出身,但不是“贫下中农”,母亲家是“地主”。只是因为外祖父和舅舅人缘好,才没有在“土改”划成分时被划为“地主”,即属于“漏划地主”……听我说到这里,韩石山啪地一拍桌子:“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为什么这就对了呢?对上什么了呢?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后来我猜想他的意思没准是:若是“贫下中农”出身、贫苦农民出身,怎么可能译出村上春树作品的韵味呢?
  再趁机坦白一下,我父亲这边也并非出身于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祖父在世时告诉我,祖辈当年曾凭借大宅院四角的四个炮楼跟“胡子”(马匪)火拼三天三夜。“胡子”见攻不进去,放火烧了大宅院。“幸亏给‘胡子’烧了。”祖父强调,“不然‘土改’肯定要给划成地主!”要知道,在改革开放取消“家庭成分”之前,长达几十年时间里地主一直是革命对象啊!也就是说,我必须感谢“胡子”那把火,必须感谢人缘好而非“恶霸地主”的外祖父和舅舅。
  但我终究是农民底子,终究未能成为贵族。一个铁的证据是,我总是“将就”而不“讲究”。例如衣服。家人一再说我穿那么旧的衣服还好意思到处忽悠,于是拉我去商店买新衣服。我却不看衣服而只看衣服标价:衬衫,1198元?太贵了!西装,2996元?乖乖,更贵,不像话!喏,这就是我——盖因我是农民,喜欢“将就”。
  不过,我也有讲究的时候——翻译也好,自己写也好,一旦动笔,遣词造句绝不用粗制滥造的次品,不用品相平庸的一般品,绝不“将就”。这时候我就是贵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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