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需拆掉堵在心头的墙
2016年04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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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梁
最近,有媒体透露,从去年4月起,长沙市全面开启“拆墙透绿”工作,要求区县政府自拆围墙还绿于民,并完善相关便民设施,将机关大院变成市民休闲的社区公园。围墙被拆除后,长沙县委政府机关大院与一街之隔的“星沙文化广场”,成为该县最大群众休闲广场的一部分。当然,在执行之初,市民不理解,认为是“作秀”,仅仅是一个噱头；有的机关干部也不认可,认为机关大院的围墙没了,外来的车辆全部停在政府院内,安全没有保障,管理难度增加。
政府带头主动拆墙,应该是件大大的好事,为什么还会招来满腹狐疑呢?
说“作秀”,或许是因为以前改善民生的大手笔比较稀罕,或者是做了好事登上了道德制高点,有些顾盼自雄。老百姓总怕有关方面拿出拍百集连续剧的架势开机,热闹了片刻,却偃旗息鼓了,一旦为老百姓办的好事“秀”得多了,大家便习以为常,“掠名虽高,徐观其后可也”。至于把“安全感”寄托在围墙上,实在是重物不重人的落后意识。
我们这个社会所特有的稳定性的文明,因为一直被认为十分完美,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严重抑制了许多创新精神。有好多人,既享受“地铁”的高速快捷,又领略自己身处隧道的奇异感觉,于是,他们很自然地要赞美前方狭窄的视野。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坟·娜拉走后怎样》)。指望人们立竿见影,马上认识到“拆墙透绿”的良苦用心,也是不现实的。
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经常在用柴扉、断壁残垣封闭的空间中自得其乐,即使围一圈歪歪扭扭的铃铛刺,都比通灵宝玉还值钱,你要动它一根半枝试试!此之谓“自我圈养”。于是,政府大院,好像更应该是权威的象征,其“墙”一直具有太多的精神意味。自古以来,官员对于威风、排场的趋附,有不少是靠“墙”的巍峨来表述的,是靠隔阂来产生神秘感的。
古时候的衙门一向壁垒森严。《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二》里说,明朝南京大理少卿杨公复,经济不太宽裕,家里养了一头猪,每天让家童到玄武湖边采集萍藻当饲料。当时,有个叫吴思庵的担任都察院长官,因为那家童经常靠近都察院活动,所以吴长官毫不客气地“拒之”。杨公复甚不满意,写诗云:“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讥讽吴思庵小家子气,不是当宰相的料。奚落归奚落,杨家的猪崽,后来休想咀嚼到官府附近的绿色植物了。无形之墙,拒之千里。
三十多年之前,我到南京的“总统府”游览,既是景点当时又兼江苏省政协的机关。不少房间里干部正襟危坐,游客在走廊上穿梭,互不相扰。大概是充分利用“成本”的思想,让官员们忍受了叨扰与僭越。听不到“肃静”“回避”的吆喝,也没有哪个感到不甚自然的。
对比一下,我们的政府大院干脆利索地拆掉围墙,为民、亲民、利民,难道不是历史上罕见的进步?目前,最要紧的莫过于大家一起来拆掉心里的那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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