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观众写一封情书
2016年05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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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落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上映以来,赞美和批评陆续出现,但《不二情书》纵有若干BUG,有一点非常值得赞美,那就是编剧兼导演薛晓路在一个文艺作品努力追求“白”和最大公约数的时代,写和拍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不论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其实都有点像写情书,见天地、见众生是后来的事,起初的出发点,都是给二三知己或者一小撮目标人群写情书。这情书,是对对方的迎合、取悦、评估(甚至高估,李银河曾说“爱就是对对方的高估”),是真正奢侈的高定产品。问题在于,情书写给谁?写情书的对象,决定了情书的肌理、取向、趣味。
大部分人对情书的接受对象没有把握,于是倾向于把这封信写得尽量“白”。所谓“白”,就是浅白、直白、空白,不设置任何理解上的障碍,在人物设定、故事设计各个方面,都取消任何特性,人就是男人、女人,职业身份至多是白领、商人、学生,故事就是各种套路的组合。总之,不能特别,不能有特性,不要有记忆点,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读者和观众的基数,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这种“白”是一种对对象的评估:你们必然是惧怕障碍的,是没有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提炼出共通情感这种能力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这种“白”是因为创作者本身就是个“白人”,情感浓度不够,生活经历欠缺,生活顺风顺水,对世界的想象力极为有限。都市题材尤其是都市爱情题材的国产片,是“白人”重灾区。
《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不够“白”。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华人月子中心,女主角是赴美生子的二奶,场景和人物都特别；第二部《不二情书》更不够“白”,女主角是澳门赌场女荷官,男主角是美国的房产经纪,两人凭借书信往来建立起感情,这很特别；从两个人尤其是男主角罗大牛的工作圈,又引入了华人大流散这个话题,这更特别,更别提《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读书会、老爷爷那些引经据典的书信。这在许多创作者看来,都是特别之处,都太文艺,都是障碍,足以让观众畏惧。换个编剧,这些都得改,两人的身份全得改成没有具体工作内容的白领,《查令十字街84号》得改成《唐诗三百首》。
事实上,从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票房和话题热度来看,观众居然接受了这些特别之处,电影上映后,连《查令十字街84号》都迅速上了几大图书网站的热搜榜,就是说,创作者过去可能低估了观众,用无处不在的“白”来迎合他们,可能适得其反。但《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的成功,绝不是因为这些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在最重要的地方够“白”、够普世:在描绘人的基本情感这方面,它是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的。不论焦姣和罗大牛,还是文佳佳和郝志,都有正常的感情需求,自我非常鲜明,“三观”易于理解。而且,对这种基本情感的描绘,完成得很好。
所以,即便焦姣和罗大牛的身份、环境再特别,《查令十字街84号》再小众,都不要紧了,因为他们的感情是大众的,已经携带最大公约数,这些小众元素,反而让他们的性格更鲜明。而那些努力追求“白”却最终无人喝彩的小说或者电影,在各种设定和细节上是够容易理解了,但在对人类情感需求的描述上,却支离破碎、突兀离奇,难以理解,于是乎,所有的一切就成了障碍,即便主人公名字就叫“人”,捧读小学语文课本,观众也会觉得过于文艺、深奥。说到底,还是情书技术过不过关,对情书对象的反应有没有把握,还是创作者的小宇宙是否饱满、是否成熟。《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编导的小宇宙显然已经成型,她写给观众的这一封情书,态度端正,感情饱满,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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