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中产阶级的自我意淫
2016年05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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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静
近期被各种刷屏的国产电视剧《欢乐颂》,无疑是《欲望都市》的又一次本土化尝试,本来以《粉红女郎》为对照坐标的观众,追着追着,却发现它俨然变成了成人版的《小时代》,五个职业女性成长互助的故事急转直下,变成了一出狗血大戏。
单在《欢乐颂》几位主角的关系中,就产生了划分阶级的两重标准:第一重是财富,或者叫资本；第二重,则是文化、素质,或者叫人力资本。这两重标准紧密交织,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后者经常作为前者的掩护,甚至正在逐渐压倒和取代前者,成为阶级分化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这部剧集的阶级金字塔中,看似洞明世事却不泯真心、实则贪慕虚荣嫌贫爱富的“凤凰女”樊胜美在最底层,因为听不懂知识精英高谈阔论而惨遭出局的“富二代”曲筱绡在第二层,位于顶层的则是以安迪、奇点和赵医生为代表的所谓“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他们要么是高知海归,要么既懂天文还会引用诗经向女友示爱,光顾的每个娱乐场所都是“朋友开的”,要么边听德沃夏克边看东野圭吾……他们凑在一起的集体活动是:分享书单,谈论莎士比亚和王小波。
在樊胜美的故事中,穷是她无法突破的玻璃壁垒,酒桌上对着脑满肠肥的土豪赔笑的她,却从来不曾真正融入那个她向往的阶层；她的虚荣、拜金却给了玩弄她再罚她出局的人以借口,通过“穷不可怕,贪才可怕”的论调给来大城市打拼的“凤凰女”污名,从而名正言顺地揭穿她,看她笑话。
国产剧中不乏樊胜美这样被污名化的“凤凰男”、“凤凰女”(《新结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中都有典型的“凤凰男”形象),他们往往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父母“无能”又有大家长式的强势,观念保守,重男轻女。“凤凰男”、“凤凰女”们虽然在大城市立足,却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榨取”；另一方面,出身寒微让许多凤凰男女自卑心和自尊心都极强,会经常因为“死要面子活受罪”而让人觉得不值得同情。
但比起这一群体自身的缺点,个体无法左右更无法逃脱的结构性不平等,才更应该受到关注,正如樊胜美自己所说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面对这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宿命”,除了要求“凤凰男”、“凤凰女”们摆正心态、靠自己的清白努力改变命运之外,是否也应反思一下,如何才能给每个个体更平等的受教育、就业机会,让他们不需要一直背负这个原生家庭的宿命。
如果说“凤凰女”樊胜美和“富二代”曲筱绡之间的阶级差异一目了然,那么,曲筱绡和安迪、奇点之间的阶级差异则更加微妙。在这里,钱不再是入门唯一的通行证,你还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雅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比如经常光顾室内音乐会、周末去农场吃有机蔬菜、能随口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但在教育和这些“习得的品位”背后,怎么可能没有金钱作为支撑?
诚然,教育的结果由复杂的原因共同作用而成,既包含先天的资质,也有后天的努力。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方式,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这些投入对教育的结果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试想“高大上”的安迪如果不是从小被领养到美国,而是在她的故乡小镇黛山长大,那么她驰骋华尔街的机会有多大?上一代人的经济积累,通过同一种价值转码的方式,转化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无论是欣赏音乐、阅读经典这类高雅趣味,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打扮,都透露着趣味的等级与社会的等级之间牢固的对应关系。品位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起着维系群体边界的作用,标识着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
比曲筱绡的飞扬跋扈更令我反感的,是安迪和奇点对于他者人生居高临下的评论和指责,这样的对白几乎以一种正面说教的形式频繁出现在剧中。这无疑是一部被中产阶级价值主导的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这一新兴阶级不断成熟的自我意识以及为寻求更大的话语空间所做的努力,但剧中人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自我意淫。现实中的中产生活充满了风险、焦虑和不确定性,而这种焦虑是无法通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缓解的。
作为一部描写都市女性的作品,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的同时,它仍在不自觉地暗示:只有成功的女人才配有爱情,才能收获幸福,在努力突破性别壁垒的同时,却加重了阶级分裂。《欲望都市》中的友谊与爱情也并非没有阶级的底色,租住在房租管制公寓的专栏作家Carrie嫁给了华尔街的银行家Big,律师Miranda的老公则是一名酒保,但阶级并没有成为他们相爱的障碍,成功也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对于都市题材国产电视剧,还是对于现实都市生活而言,更自由的个体生存环境和更多对于他者的包容,都是我们所欠缺的。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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