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日本第一》再版——
一位“中国通”眼里的日本启示录
2016年05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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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有“中国先生”的美名。不过,这位“中国通”的成名作却是出版于1979年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那时正是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际,此书为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提供了一面可鉴之镜,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前不久,《日本第一》中文版再版发行。
尽管已经过去了37年,但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傅高义相信,《日本第一》中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有启迪价值,“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做些什么”。
从担忧到学习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到“启示”
《日本第一》写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优势却在削弱,经济正在失去竞争力,逐步丧失的自信导致了内部分化,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在该书初版序言中,傅高义写道:“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愈加严重。”写作该书前,傅高义刚刚从日本回国,他和朋友看着问题丛生的国家,不禁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日本第一》的副标题是“对美国的启示”,很显然,傅高义写作此书有着很明确的目标读者。他说,写作此书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的成绩,而他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傅高义曾在给中国学者做报告时,举例说明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在他看来,相比当时的美国,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为了激发美国人了解日本的兴趣,傅高义特地起了一个看上去有点“唬人”的书名,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曾撰文说,《日本第一》出版后,在日本几乎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傅高义对此则幽默地回应,“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实际上,这本书在美国也成为许多企业管理者点名让员工读的书,他们以此提醒员工们注意日本企业快速提升的竞争力。更为关键的是,借助这本书,美国人学会了以健康的心态应对日本的挑战,尽管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对日本的经济崛起抱有担忧,但傅高义明确表示,应该合理看待这种竞争,“懂得日本的成功之道并向其取经”。今年《日本第一》再版,傅高义在新版序言里回顾这本书的影响时说,“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教”。
经历“失去的20年”日本还值得学习吗?
令傅高义意外的是,《日本第一》原本是他写给西方人看的,但书出版后,中国、新加坡、韩国这些亚洲国家也将这本书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推进现代化的东西”。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陷入了连续20年的经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同时期,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2010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读者读傅高义的书,会心生疑问:今天的日本是否依然值得中国学习?这也是傅高义经常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专门在书中提到了这种情绪,“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
对于这种情绪,傅高义在多个场合有过回应。对于日本“失去的20年”的说法,傅高义很不以为然。冯昭奎在文章中回忆,几年前傅高义与中国学者交流时说,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在《日本第一》新版中,傅高义再次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日本的经济增速缓慢,但普通日本人依然享受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维持国家运行的社会制度也运转良好,并称“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近日,在傅高义学术著作系列出版启动研讨会上,多位学者谈到了《日本第一》一书对中国的启示。《日本第一》的中文译者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泰平认为,日本并不是乌托邦,世界上发达国家尚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但是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今天它虽然退居第三经济大国,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它的经济社会管理、教育技术水平超出我国,相比其他国家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傅高义是把日本作为教育美国舆论的一面镜子。其实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日本的变迁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的非常直观的镜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任军锋认为,傅高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学习他者要研究他者,要理解他者,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现他者的根本,他者优秀的品质,才能学会取舍。这可以用来反思我们认识西方,认识日本,认识其他国家和文明、传统的方式。”
最为关键的是,在王泰平看来,向日本学习,可以解决我们“成长的烦恼”。王泰平举例说,当年令人头疼的难题,比如环境、交通,日本今天大都解决得很好。因此他建议,我们不妨研究和借鉴日本的经验,看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比如日本企业节能减排的经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经验、城乡一体化的经验,还有对企业文化、敬业精神、团队意识的培育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等都值得借鉴。
在《日本第一》一书中,日本的学习精神被摆在显眼的位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认为:“日本的学习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日本发展到今天离不开这种能力。日本不仅善于对外学习、向敌人学习,其对内的传承也值得研究。”冯玮认为,战后日本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历史。“日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各得其所,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分工明确是工商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要素。我们要看到,日本既接受西方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同时也传承了历史,注重公平,这是日本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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