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本学习与排行或其他无关
——评《日本第一》
2016年05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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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冶
“日本第一”这个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的标题,乃是诞生在二战后“美国—日本”这一既定的国家间附属关系当中；它首先挑战的,是“美国第一”的心理位次。在傅高义看来,相比于幅员也辽阔、资源也海量、自信心也爆棚的美国,日本仍能“第一”的秘诀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摄取信息和广泛的事前协商。傅高义花费了大半篇幅娓娓道来,日本的政治家、省厅官僚、大企业财阀、农协会员、记者俱乐部成员和普通上班族们是如何在位谋政,为培育自己的基础经验和职业自信而谦卑地进行游历式的磨练和全方位的信息沟通,同时他善意地提醒,相对来说,美国却并不是一个善于聆听的国家,“在许多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的了解比美国自己还要多”。
或许正是为了探讨这个关于“信息”的故事,与《菊与刀》的作者主要依赖间接的资料不同,与他本人观察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方式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傅高义用了多年的时间让自己充分融入日本社会。入乡随俗是经典的人类学手法,而傅的着眼点仍在于宏观的社会学,即政治、经济、教育、福利和犯罪问题。他着力探索日本官界和政界的博弈。尽管作者承认,各界充分的事前接触必然免不了黑金交易,然而比起突显闹剧和阴谋论,他更强调日本官僚较少遇到政治压力这一点。此外,在一个以“协商”为政策指向和基本文化氛围的社会里,官僚即使拥有特权也无法个人独大,而他们辛苦工作所获得的声望和成就感也大大超过了金钱欲。如此一来,不必通过刻意的“防腐”手段或者煞有介事的分权,就能达到廉政的效果。日本的精英官员们能够向社会释放更多的想法和可能性,而对于其领域内的企业也只是提供各种平台和建议,不愿也不能直接加以控制。
如此这般从正面的意义上讨论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是本书最大的特征,也是作者一贯的学术风格。在多数时候,人们都批判官僚体制的繁冗和束缚,而本书的调查显示,尽管日本人也会发出卡夫卡式的抱怨,仍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会像他们一样,为身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动物而由衷自豪。终身雇佣制(该制度至今仍是主流)提供了领导层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断调职则带来了灵活和润滑。总之不论日本人活得如何“累”,与他们所献身的行业充分结合这一点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坚执的情趣,而他们所服务的团体的承诺则多数都得到了兑现。如是种种,尽管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在全球排不上前列,考虑到社会性和个体自由这对经典矛盾在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或许已经达到现代人劳瘁的浮世人生的最高标准了。
在整部著作中,傅高义都没有运用“日本性”之类的字眼。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使他着迷的同样是这个。他能够解释日本社会自上而下、自下而下的双向动员和自我动员,却不能解释其所以然。尽管总体上的单一民族设定为日本带来了管理的便利,它在历史上也曾长期四分五裂；而现代日本社会却通盘合作、克服难题,愣是把群体结构拼成了头尖肚圆的纺锤体,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谜。社会学家解释问题或许缺乏诗学的吸引力,但他们的努力同样是让人类过上诗意的生活,他们的困惑和难题也是。最终,这位老资格的哈佛教授想表达的是,座次与否无关紧要,那些多数人所向往的东西,值得我们向任何人学习。作为社会学者,他需要就此发言、建议、协商,三十年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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