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最近,文化圈里发生了件新鲜事儿。知名媒体人马东联合《罗辑思维》在喜马拉雅上推出了一档名为《好好说话》的栏目,说要“教人怎么说话”。
你听了这消息也许会乐:说话还用他教?别说,人家不仅要教,还得付费才能听,全套课听下来要190元,可不便宜啊!而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策划,在首发当日居然收入突破500万元,让人直呼看不懂——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人上赶着交钱学说话呢?
说起来,很多人对这档栏目爆红的不解其实倒好理解。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说话这事就不怎么重视,甚至有些鄙夷。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同样古老的古希腊可谓走了两个极端。在希腊人那里,文字只是说话的一种辅助,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一干人等在言谈中都不吝于表达对辩论的推崇而指出文字的缺陷。在中国却刚好反过来,我们的先师孔子极其反感成天叨叨的碎嘴子,说什么“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后来的发展,也确实称了孔子的心。中国人越到后来就越不爱说话——战国时代,好歹还有孟子、惠施、公孙龙这样的好辩之徒跟人争(tai)鸣(gang)一下。到了始皇帝“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时,由于法家人士对“好冶怪说”者有刻骨仇恨,再这么碎嘴子就得斩首弃市了。当然,在汉代,国家干部选拔任用(察举制度)还是比较重“面试”的,所以知识分子还得偶尔搞个“月旦评”之类的文化沙龙练练嘴。然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皇帝们又把南朝孱弱的锅甩到了“谈玄论道”的头上,文化沙龙也被取消了。科举制创立后,考公务员成了“笔试”,耍嘴皮子在中华彻底丧失了应用价值。
之后的一千年,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我们有“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等一系列成语民谚教人怎么做“哑巴”。文字工作者和语言工作者之间的尊卑更被拉大到了无比夸张的程度——若你说你是“写书的”,即便是兰陵笑笑生那样写黄色小说的,也好歹算个知识分子甚至“文学大家”。但你若自我介绍是“说书的”,那可毁了,就算你有单田芳老师那样一张铁嘴,仍脱不了被当做跑江湖卖艺的来对待。
中国人重文字而轻语言,这种传统有没有道理呢?在古代,这个道理当然是讲得通的。有别于古希腊那种在中心广场吼一嗓子恨不得全国人都能听到的城邦小国,我们很早就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专制帝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信息用文字传播明显比口耳相传准确、便捷得多,而且皇上的话本来也就没啥商量的余地,言语相比文字所具有的对等交流优势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在语言和文字之间,中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我们甚至专门创造了一种脱离于口语的“文言文”,完全不考虑口耳相传的便捷性,只考虑怎样在当时十分昂贵的竹简和纸张上写下更多的信息。应当说中国人依赖这套晦涩难懂的“纯文字”在古代史上占了很大的便宜——为什么华夏文明能延绵三千五百年不绝,而西方历史经常写着写着就断篇了,动不动就闹出个三五百年不知道在干啥的“黑暗时代”?因为方块字、文言文比西方那些从语言直接转来的、一写一长串的拼音文字省纸多了,而简洁的东西就容易保留,如此而已。
然而,让我们曾占过便宜的重文字而轻语言的传统,如今却可能要过时了。世道变了,信息技术革命让“省纸”不再是个问题,用手机看段文字和下个音频听人把文章念出来同样方便。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考察文字和语言,相比于静下心来读段文字,听人说上一段实在简单方便太多——且不论那些“看书看皮、看报看题”的老年人和字还没认全的孩子,即便对有阅读能力的成年人来说,读一篇文章也是苦差事,大多数人其实都有阅读困难症,只是深浅不同而已。
明了了这一点,我们会对眼下的很多现象有更“开脑洞”的认识。如今各国都有调查机构声称人们对书籍报刊的阅读量正在下降,比如现在美国人比十年前年均少读2-3本书,报纸销量更是惨淡。是人们不爱读书、懒于接受信息了吗?是手机、电脑等信息终端争夺了读者的“阅读量”吗?都不是,只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习惯于更多的“听”和“看”而非“读”。
说到这里,很多人也许不免焦心。难道文字工作者的前途将是一片黯淡吗?也许恰恰相反,“书虫”们真正有活干的时代来临了——正如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读”转而“听”,那些会读书、喜读书、能把书读出门道的人将会成为多数人的“代读员”。这将是一场伟大的重新分工,人类在文字中积累了数千年的思想和知识,将被这些“代读员”们重新“稀释”为语言。这将是一场新的“百年翻译运动”,懂得怎么说话的读书人将能抓住这个机遇。精明的马东和《罗辑思维》八成正是看到了这个机遇。这个时候用语言去教人知识,还刚好是教人怎么“好好说话”,算是“授人以渔”吧。想不火,的确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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