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恕我动不动就显摆自己:迄今为止,即使往少里说,我也翻译了七八十本书,自己写了七八本书,还为提职称写了十七八篇论文。于是,演讲“互动”时有人好奇,问我日常生活中如何安排时间,或者索性问我这些所谓成果是怎么来的。“毕竟你的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要上的课,要开的会,要填的表,你怕是一样都少不得的。一年对谁都是365天,一天对谁都是24小时……”我如实相告:周六周日双休日对我是不存在的,寒假暑假大小长假对我也形同虚设。早上起床不迟于六点半,晚上睡觉不早于十一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吃请,不请吃……回答到这里,堪称无懈可击。只有一次画蛇添足,道出一个“秘密”:基本不做家务!
翌日我又把这个“秘密”写成微博广而告之。结果,完全始料未及的状况发生了:不出两三个小时即有两三千条跟帖。跟帖者中大部分显然是女同胞,女同胞中大部分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她们开始全面围攻,劈雷闪电,风雨交加,态度之激烈,用词之尖刻,手法之决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电脑界面闪烁最多的字眼是“直男癌”。“直男癌”?“直男癌”是什么?我全然摸不着头脑。问正在做家务的家人,得知是指不做家务的铁杆大男子主义者。
问题是,不做家务错在哪里?不做家务就是大男子主义者了?我仅仅是说我这个男人不做家务,并不是号召天下所有男人都不做家务,不是鄙视家务、仇视家务。再说,又不是她做家务的时间里,我架着二郎腿歪在沙发上打瞌睡或逗猫玩儿。她吭吭哧哧拖地板,我吭吭哧哧爬格子；她咣咣啷啷洗碗碟,我窸窸窣窣查辞典；她翻箱倒柜晒衣服,我搜肠刮肚写文章——无关乎高低贵贱,不过是家庭分工不同罢了。莫非你想说前者劳累后者轻松?那可未必哟,至少搜肠刮肚未必比翻箱倒柜多么让人心旷神怡。不信你试试?
噢,想起来了,招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如果成绩相差无几,作为我,的确是优先录取男生的,并且不止一次这么宣布过。但那也和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没有关联。之所以如此,其因有二。一是有单位屡屡向我“订购”男生,无论我怎么强调女生出类拔萃、闭月羞花都不为所动；二是好心解决女生终身大事。你想,年年招个“女儿国”,“女儿”如何嫁得出去?坐等唐僧路过抢婚总不是办法嘛!况且,作为男性教师,年龄再大,也不至于歧视女生——面对如花似玉、满面笑容的女生讲课,肯定比面对男生心旷神怡的嘛!浮想联翩之下,没准超常发挥。
总之一句话,不做家务同性别歧视不相干。再说,不做家务只是促成我翻译七八十本书和写七八本书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主要因素,我更没强调二者的必然性和四处推荐。是的,作为泛泛之论,二者未必构成因果关系。举个例子,成了日本大作家的村上春树是做家务的,甚至为没有做好而受到夫人村上阳子的训斥:“怎么搞的,抽屉开了也不关上?哼!”中国大作家莫言做不做呢?确凿证据固然没有掌握,但根据常识推断,农村出身的他当年讨个城里媳妇,死活不做家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有人做家务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甚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不做家务而止于不受待见的翻译匠并因此被批得体无完肤。
然而我并没有吸取教训。日前应邀去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摇唇鼓舌,“互动”时同样有人问起开头那个问题,我的回答又差不多如法炮制。晚间“吃请”,邀我去的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杨承淑女士坦言她也不做家务:“我是研究学术的人,让我用研究学术的时间做家务,那是多大的浪费啊!”我问,那么是您先生做喽?她说先生有时候做一点儿,更多时候是请人做。同席的外语学院教授兼院长(男)插嘴道:“杨教授几乎周六周日都在所里,一门心思搞研究。我们都叫她‘学术修女’。”
看来,包括男人在内,没有哪个人对杨承淑教授不做家务有意见。不但没有意见,她的男性同事还一副赞赏有加的语气。相比之下,我不做家务却受到了网上无数女性的抨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错在哪里?
“来美国生活,令人佩服的就是对上述男女平等主义(feminism)的强烈关注,或者不如说男女平等这一观点早已牢牢植根于生活之中。比如用英语交谈时,一不小心把anyone(泛指的‘人’)换成he(他),必定有人提醒。spokesman(‘发言人’,带有男性色彩)改为spokeperson(中性色彩),chairman(‘主席’,带有男性色彩)变成chairperson(中性色彩)——这类事情已经成为常识。”村上春树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这样写道。中国也将变成这般有趣的社会?
也罢,有备无患,往下我也改邪归正,乖乖做家务就是。翻译之余做家务,家务之余搞翻译。齐头并进,互利双赢,皆大欢喜,不亦可乎?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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