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我们这个地球上实际上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西方由于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1648年10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关系间的国际准则形成的世界(world),另一个则是中国的天下。也许,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地球上还有其他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但到了1840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西方的世界吞噬一净。虽然说,中西之间在古代的联系也不多,但真正分成两个世界,还是近代的事。
中国的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而这个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国是中央王国。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中心。正因为这文化的中心地位,所以,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地上所有王国的权威合法性的来源。天下,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中国王朝的君主,其他的地方,只能有低一层次的首领。所有人,都得服从来自中国的王化,自觉归心者,是善类,冥顽不灵之辈,理论上应该被消灭。如果实在消灭不了,那就存而不论,当他不存在好了。另外一个逻辑是,怀柔远夷,对那些不遵王化的狄夷,采取怀柔政策。然后逐步引导他们纳入王化之内。按照天下观的视野,当时的英国,处于化外之外,基本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
而西方的世界里,地球是圆的,在地理上没有中心和边缘。地球上的土地和人,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是可以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别的地方不论,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虽然,英国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成为霸主,他们也自认是霸主,但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该服从他们的权威,接受他们的册封。显然,这样的西方世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形成的,这是一个近代世界。
其实,中国的这个天下,以华夏正宗自居的中央王朝,不见得总是能实现他们的天下理想,建构完善的朝贡体系,经常会向位于边缘的狄夷屈服,甚至称臣纳贡。连王朝的正朔,都两度被胡人取代。但是,在清朝,当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的时候,这样的天下观却依旧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统治者的满人皇帝,甚至比汉人还要在意这样的观念以及由这观念建构的天下体系。
中国的古代,的确创造出过足以傲视西方的辉煌,但比中国还辉煌的辉煌,却由西方近代展现了。说中国衰退,倒也未必,只能说人家创造了奇迹,一个进步得太快,另一个就显得停滞落伍了。中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也许永远走不到西方。明末的时候,耶稣会士利玛窦给中国人带来了万国舆图,告诉了中国人,地是一个圆球。后来在清廷任职的传教士南怀仁,也带进来过地球仪。但是,这一点光亮,并没有照亮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士大夫们,依旧做着天圆地方的梦。
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的视野里没有西方。在最开明的中国人所描画的地图上,只是将已经知晓名字的西方国家佛郎机、英吉利什么的,随便画几个小岛,搁在中国脚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仅限于皇宫和贵族府邸里的自鸣钟。这么大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到过西方,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整体的视野里,等于不存在,因为知识界不了解西方,也没有兴趣了解西方。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替浙江前线的主帅伊里布办理夷务的家人张喜,到英国人的军营里混了一圈,也就是问一些英国在中国哪个方向,距离多远,国王是男是女之类的最简单的问题。而且还将好些基本的常识弄错,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视为英国本土,说是可以从陆地经缅甸走到中国来。
中国的天下是内向的,而且越来越内向,但是,西方的世界,要来找麻烦。工商立国的基础,也给西方带来了中世纪想都不要想的效率。所以,当西方扩张到了古老的中国地界的时候,西方的世界和中国的天下这两大板块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开国之惑》,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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