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浙泉
1964年春天是我一生中看电影看得最欢、最美、最“疯”、最集中的时候；凭着一张《电影业余宣传员证》,我无数次出入济南新华电影院。
济南新华电影院位于院前街中段路南的旧军门巷内,大门朝西；影院大门左边,即朝北方向的墙上,有一排又阔又长、快伸到巷口的玻璃橱窗,里边是近期上映或正在放映的影片内容简介、评论、观后感,每篇的字形、字体、大小、颜色不尽相同,横走竖排,左拐右弯,加上插图、花边陪衬组合,显得图文并茂；不光版面活跃,文章也引人入胜,除却候场观众,连路人经过都忍不住驻足。
从1960年秋天入学不久,几乎每个星期日,即使不看电影,我也会在这组橱窗前,在人群簇拥中看得津津有味,直至脖子发酸。有时不免生出些感慨来,比如“替人家着想”:每半个月更换一期,摘编那么多文章,这得多少工作人员从多少报刊里挑选啊!
直到4年级上学期末,一篇文章引起我的好奇,进影院找到宣传组,一问才得知,原来,影院仅有两位美工人员,文章的来源,靠的是由大学教师、机关干部、军官等九人组成的业余影评小组,提前观看样片赶写稿子,橱窗里的文章就是出自他们之手。我壮胆问:“你们干脆凑个整吧,我想试试,行吗?”宣传组的工作人员很痛快地说:“正好没有学生参加,你先去看两部片子吧,3天以内交两篇稿子,我们看看再说。”
隔日中午,我送去四篇观看《飞刀华》和《冰山上的来客》的千字文章,有观后感,有所谓的评论；仅过一天,校团委书记便给了我一张纸,证明我是共青团员,让我快去办手续。就这样,我成为新华电影院影评小组的第十名成员。即时我被告知:有座就坐着看；没座就站着看；影院不提供加座的椅子或凳子。
可惜当时已近寒假,我不可能为看不花钱的电影而不回青岛父母家。寒假结束开学后,尤其从3月开始,一直到5月底,是四年之中学业最忙、最紧张的阶段,因为要进行“毕业设计”；我抓的阄是设计一个修理铁路客车的车辆段,这要用上四年所学的20多门功课的知识,其成绩不光关系到能否毕业,据说还影响分配工作后的定职乃至晋升。
如此“背景”和“形势”,跟看电影显然是矛盾的；但我经不住免费电影的诱惑,要知道,对一个热爱电影却又舍不得花两角钱(甲级座为两角五分)买票的穷学生来说,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于是我制定了“赶进度且留有余地”的“方针”,提前完成毕业设计的日计划,图的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地去看电影。
每天吃罢午饭,我便揣上两个地瓜面窝窝头作为晚饭,悄悄出校门,整个下午加晚上,不挪窝地“泡”在影院。之所以“悄悄”,是因为,尽管校方允许搞设计时可以自由行动,“谁也不必管谁”,但我仍留个心眼儿: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免得生闲话、落“话把儿”。如此几个月下来,凡公映的新片和诸多插映的旧片,可以说一部也没落下。
6月下旬公布了“毕业设计”的成绩,全班29名同学,只有8人得了5分(当时学前苏联,实行5分制),我是其中之一；可谓“搞设计、看电影,两不误、双丰收”。
离校前夕我怀着惜别的深情前往影院宣传组道别,两位老师夸我“供稿最勤,被采用的最多”,遗憾地说“你呆的时间太短了”。这话更令我“伤感”,心里不住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没能早早地发现这个“新大陆”呢?当我按规定上交证件时,两位老师说“你留着作个纪念吧!”
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同,后来调至河北张家口；从单身到有家眷,直至提前6年退休后回到老家青岛。半个多世纪辗转奔波,尽管本地或异地迁居、搬家达十余次,多番精简杂物,却一直与这个《电影业余宣传员证》相随。不论何时,每每看上一眼,当年的情景便呈现在眼前；如今其又有了“特异功能”:所引发的思绪成了我佐酒的“精神菜肴”啦!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