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魏启亮
□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有次我们去达累斯萨拉姆出差,突然想到了桑迪巴尔岛总理的邀请,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打去电话,询问是否可去一游,竟得到了对方热情的回应。
与坦噶尼喀(大陆部分)不同,桑迪巴尔岛是另一番景象,那里原来曾是英国殖民地,是往美洲出卖奴隶的地方。在岛上的公共场所不时能看到竖着的大铁锚,颇有海岛风情。为防止海水侵蚀,那里的门很厚,珍贵的物品都放在箱子里。
岛上人信奉伊斯兰教,喜食牛羊肉。集市上贩卖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特色工艺品,椰子在木头架子上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海水蓝得清澈见底,海边的椰子树连成一片。
桑迪巴尔岛也有中国的医疗队,是从徐州派去的。午后我们去拜访他们,在异国相见十分亲切,他们笑着说:“徐州原来就是山东的”,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我在坦桑尼亚度过了不少美好的休闲时光。每年我们有一个月的休假,其中半个月是在外旅游度过的。在野生动物园,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司机开着吉普车慢慢跟着兽群。不远处,水塘边的狮子正在悠闲地喝水。长颈鹿吃着树上的叶子,嚼得津津有味。树下一头大象快不行了,自己默默待在一边。突然间,大狒狒把吉普车拦下,挡住了去路。晚上,有人跟着当地人去打猎,我们还吃了野味,印象中那肉并不好吃,纤维很粗。
在阿鲁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树上一片红,我们正纳闷是什么的时候,一群火红的火烈鸟飞向天空,才让人恍然大悟,那场面颇为壮观。在一个景区瀑布下的水潭前,我和两个十多岁的坦桑尼亚小男孩合影。其中一个男孩问我:“我想学医,但是上大学没钱怎么办?”我告诉他们要先劳动,打工赚钱。
旅行回来后,我们还有半个月的休息时间。那时候住所有电视机,但收不到台。我们便常去找做生意的印巴人借录像带回来看。空闲时我还喜欢在下午时间收听广播节目,正好边听边看我带来的书籍学习英语。
那时的医疗队每周都要拿着组里的公共经费去赶次集,每次必买两个猪后腿。等到周四这天“大餐日”,厨师小王把后腿骨头剔掉后,给每人做一碗香喷喷的剔骨肉汤。我们六七人一块吃饭,每个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有趣的是内科大夫是个左撇子,和旁边司机的胳膊老“打架”,渐渐地,司机便跑到别处吃了。
坦桑尼亚的集市上摆着一堆一堆的花生米,贩卖时基本不称,而是商贩估量着抓起一把。有些商品需要上秤时,商贩使用的是国内少见的天平秤,秤上一边吊着商品,一边吊着砝码。我在集市上认识了一位巴基斯坦朋友,他会热情地请我吃清真羊肉串,再配上一瓶百事可乐。
不时,我们也品尝下当地的美食。成份的咖喱饭加鸡腿,配上当地新鲜的水果,还有用玉米制作的“乌嘎里”,算得上非洲的“大餐”了。做“乌嘎里”时,把锅水烧沸后,陆续投入玉米面,不断地用木勺搅拌直到干稠,然后将锅一扣,把蛋糕似的面托在手上,再翻个面放入锅中继续烤,直到散发出香味为止。
好吃的食物我们不仅自己享用,也喜欢分享。木索玛和塔宝拉的医疗队同事们比我们离达市远得多,他们去达市出差需要乘坐火车,回来路过多多玛时,我们便给他们送些食物和水。见面时听他们说起坦桑尼亚的火车很慢,可以招手即停。火车将开动时,他们送给我们一只大旱龟作为礼物。
上世纪90年代初,医疗队与家人的唯一联系方式便是一封家书,从坦桑尼亚先寄往北京再转回济南,悠悠转转就要走半个多月。一次妻子来信中提到,家中两个正处青春期的儿子老是打架,妻子一人实在管不了,读到这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1993年,我和队友们终于要收拾行囊回家了。不知为什么,那时我的心里很平静。在去往当地总部的车上,司机放起了萨克斯吹奏的乐曲《回家》,我才突然有了要回家的真切体会。
省中医派车带着我的妻子来北京接我,见面后我对妻子说:“辛苦啦,想买啥就买啥!”妻子笑了:“能安全回来就好。”在坦桑尼亚,当地的艾滋病发病率高达9%,此外还有伤寒、疟疾、霍乱、麻风病等,援医队员们并没想那么多,大家对病人一视同仁,只能在起针、扎针时自己小心。但是家中的亲属们却时刻为我们挂心。
在北京,我带着妻子去了出国人员商店,拿着出国人员证明,可以用美元购买两大件进口商品,小件商品可以随便买不限件数。这是出国人员的福利,每年都可以用美金兑换两大件进口商品,比如日本的摩托车、松下彩电等。
那时出国人员在国内有关部门换美金比市面上汇率低不少。我用换的美金和国外赚的美金给家里买了30寸左右的电视机、情侣表、吹风机、微波炉等。两年没能顾上家,能够改善下家里的生活,我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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