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
那是在1960年10月份,我从济南木材综合加工厂技工学校下放回家(因学校解散)。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村里的年轻人没几个在家的了,都去闯关东了。我回村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春节过后因肚子饿没有学生来上学,我这个老师也就无书教了。
邻居的一位小叔是1960年春去东北投奔一个街坊哥哥,找到了农场的工作(建设兵团),每个月都能往家里寄5-10元不等的钱,我十分羡慕,决定冒险闯关东。
我积极筹了十几斤粮票和几十元钱,从济南踏上开往烟台的火车。在步步高的乐曲声中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我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涯开始了。到烟台下车后,我乘船(民主十五号)到大连。海上无风三尺浪,我晕船,吐得厉害,到大连便病倒了。幸遇旅馆服务员大嫂心善,给了我一粒“发热散”。
不待病好,第二天我便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购票到沈阳找工作,无果。又乘车去佳木斯到农场找街坊那位叔叔,由于年少,没出过门,加之一路上盘查严格,令我提心吊胆,生怕被抓,又因语言不通,在佳木斯报错了站名,走错了方向。好在下车后,一位山东老乡看我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饿得面黄肌瘦,便主动和我搭话,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二九零农场”,他说“那地方我知道,你坐错了车,反了方向。”他找了一点废纸给我写明:乘火车到富利屯,然后坐汽车到富锦县城,再乘松花江的船到绥东码头,下船再往北走40里路就到了。
按照老乡的指引路条,我终于到达了二九零农场——这已经是我离家第十二天了,钱和粮票早已花光,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饿得两眼发花。
我是黄昏时到的农场,找到劳资科,打听叔叔。一位孙科长,他是山东蓬莱人,他问我,“你叔叔叫什么名?”我说:“叫张宝仁。”又问“他在哪个团?”我说“他在农建五团。”孙科长用浓重的胶东口音告诉我:“我是管人事和工资的,五团的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你说的这个名字二九零绝对没有。我要下班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到出门事事难的涵义。
记得从码头到农场的路上,我看到田地里停着几辆播种机,那晚我就在播种机盛种子的斗里蜷缩着。北大荒方圆百里荒无人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中苏边境空旷的野外,人地两生,举目无亲。那晚,我感到极大的恐惧,眼泪一夜哭干。
没有退路,第二天天一亮,我就硬着头皮又去了劳资科。这次,孙科长主动问我:“你来找你叔叔有什么事吗?”我心里虽急于找工作,但不敢直说,怕被当盲流抓起来,遣返回去啊!
看我不吱声,他笑笑说:“你是不是想来找工作?”我看他没有恶意,便点点头。他又问:“你有什么证明吗?”这一次,我急着解释说:“我没有证明,但我下放时,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本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小本子,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学校公章。”孙科长接过小本子,看后立刻激动地站起来说:“你有文化,太好了!你是今年招工的第一人,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吧!”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但这一次离家的滋味,我是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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