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硕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看完罗晨的叙述,既为两个年轻人、两个家庭所遭遇的不幸而惋惜,也对罗晨的处境倍感同情。叙述中的罗晨和罗晨父亲,是正直、具有道德感和责任心的,罗晨与肖伟的友情也十分宝贵。因此,罗晨背负的“包袱”格外沉重。现在,我们不去重复事件中的种种,只讨论如何让罗晨获得心理帮助,以继续今后的人生。因为在心理层面,每个个体都有发展的权力,而只有正视问题、化解症结,才能实现发展。
罪恶感如何产生与演化
罗晨所说“愧疚的包袱”就是罪恶感。罪恶感是令人类最痛苦的感受,一旦被其阴影覆盖,情绪就如陷入无底泥潭,焦虑、沮丧、愤怒、疯狂、抑郁反复交替,乃至影响生理(罗晨感到被议论、半梦半醒中看到肖伟,均可视为一定程度的幻觉)。那么,罗晨是因为“做了坏事”而备受罪恶感煎熬吗?常理看来似乎如此。但实际上,罪恶感的产生与演化并非这么简单,它分为三个阶段: “确认责任”、“道德评判”、“自我定义改变”。罗晨确认肖伟的死以及肖家所受影响全是自己的责任,而在自己与父亲的道德观念中,这是“绝对的恶”(并非每个人都会这样判定),随着事态推进,罗晨的意识由“我做错了事”变为“我是一个罪人”,这是自我定义的质变。一个“人”成了“罪人”,和生命的丧失同样令人心痛。但,这是唯一正确的吗?
“社会公正”下的自我逃避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罗晨目前的状态是符合社会期待的——犯了错误的人就该痛苦,造成不幸的人绝不能幸福——一种表面化的“社会公正”。然而,如前所述,罪恶感产生的关键并非“做了坏事”而是“道德观念”,也就是说,越正直,越痛苦,是非观越模糊(甚至颠倒),反而越轻松,这“公正”吗?
说这些的目的当然不是颠倒是非,而是提醒罗晨,他与父亲目前的状态,很可能是潜意识中对社会期待的满足:沉溺于痛苦、放弃自己的人生,以此完成身为“罪人”的责任。这看似合理,实则极为消极、不负责任。如果罗晨一直保持“罪人”形象,就不必再承担任何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的责任、对家人的责任,也包括对肖伟一家和社会的责任。而为了让“审判”与“赎罪”延续下去,罗肖两家都将徘徊在过去的不幸中,没有人去建设新的生活,又有谁能得到真正的救赎呢?
唯有努力
方能宽容以待
罗晨该醒了,从记忆与幻象中醒来,去做现实的、更有意义的事,用新的人生实现真正的责任。这谈何容易,但为了终止不幸,必须投入努力。罗晨和家人不妨先从以下几点开始尝试:
(一)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罗晨经历的是一个重大创伤事件,作为事件中的责任方,他没有获得必要的心理关怀,导致了不必要的认知谬误与感受恶化。以当下情况而言,仅依靠个人力量也很难顺利完成调适,建议罗晨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专业的心理工作对于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愈是有切实效果的。每个人都有心理发展的权力,我们必须了解和容许这一点,这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二)进行一次“家庭恳谈”
家庭是我们社会支持系统中最紧密的部分,也是共同成长的团体。罗晨应该和家人尤其是父亲进行一次恳谈,每个人都抱持“不预设立场、不指责批判”的态度,认真倾听彼此从事件发生至今的真实感受,尝试彼此理解和包容。毋庸讳言,罗晨家每个人都为这次事件承担了代价,这不应成为相互怨恨的源头,而应成为更加紧密的联结——共同的创伤、共同的责任、共同的新生。在个体新生的过程中,家人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
(三)“强制思维中止法”与“清洗仪式”
针对罗晨目前的精神状态,可以在日常尝试“强制思维中止法”和“清洗仪式”来进行调节。前者的做法是,通过冥想,在意识中设计一个令自己神往的和谐、美好的情境,长时间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情境,以中止反复出现的“被议论、肖伟站在床前”等强制性思维。后者的做法是,设计一个具有仪式感的动作,如洗手、洗澡、书写等,一察觉罪恶感,就进行这一动作,以此去除负面感受。这两种方法最好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如能自行坚持一周以上也可见效。
(四)投入工作
除了上述心理技术,投入工作也是有效的注意力转移法。罗晨应该理解:只有自己好好工作,有所成就,才能给予肖伟家人和自己家人更大的帮助。同时,作为最好的朋友,罗晨一定了解肖伟的人生追求,把他那份未能完成的精彩也活出来,才是对好友真正的补偿。
(五)适当退出关系
罗肖两家将来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很难确定。但为两家人考虑,暂时退出关系是理性的,因为在彼此的负性状态中保持密切往来,对两家人都是强烈的心理抑制。所以,除了履行赔偿责任,以及在对方求助时予以响应之外,罗晨与家人应减少对肖家的主动联系,也不要过度关注其动态。这不是逃避,而是给双方以平复创伤、规划未来的时间与空间。
和承受痛苦一样,走出痛苦、争取新生也是一件艰难的事。罗晨不必着急,只要努力,时间会赋予每个人真正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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